2007年《中國艾滋病防治聯合評估報告》顯示，中國艾滋病疫情繼續呈上升趨勢。2007年新發艾滋病感染者5萬人，因病死亡2萬人。 中新社發 董乃德 攝
中新網12月21日電 在今天，艾滋病已不再僅僅是一個醫學問題，而是一個影響著越來越多老百姓現實生活的社會問題。中國官方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今年 8 月底，全國累計登記在案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逾 21萬，死亡人數接近 2 萬。
美國《新聞周刊 中文月刊》近期載文稱，八位專家和人士就當前中國面對艾滋病的最大風險和挑戰是什么，政府、醫生和社會又該如何作出應對，以能摒棄社會對艾滋病患者的麻木和漠視，并糾正大眾對艾滋病的偏見和無知等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
葉雷
比爾蓋茨基金會駐華代表
中國是艾滋病疫情的低發國家，這固然是好事。不過，這同時也導致了民眾對這種疾病有非常強的陌生感。不單普通百姓一般沒有接觸機會，基層衛生工作者也不清楚如何跟高危人群打交道。出于恐懼心理，他們普遍存在對高危人群的不理解和偏見。而這種態度，正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社會各方為艾滋病提供防治服務的質量。
如何消除社會上對艾滋病的歧視與恐懼，是中國面臨的最大挑戰。我認為，中國當前亟需要加強兩方面的工作：首先是調整健康教育的策略。我們以前一直側重于對艾滋病防治基本常識的宣傳，比如傳播途徑等等。這些知識非常重要，但是并不足以減少歧視與恐懼。因此政府在擴大宣傳投入的同時，還應考慮如何更為有效地改變社會的輿論環境。其次，要真正讓防治工作深入和到位，僅靠疾病防控機構是遠遠不夠的。中國必須動員全社會的力量，特別是那些可以深入接觸到高危人群的社會組織，比如，吸毒人員的自助組織等。只有團結和動員起那些真切關懷高危人群、并且了解他們處境和需要的團體，中國才能夠跨越交流的障礙，把防治工作做實做深，并最大程度地降低他們受到感染以及他們感染他人的幾率。
孟林
艾滋病感染者，愛之方舟感染者支持組織負責人
政府目前對待我們的態度就是：我給你藥，但藥能不能救你的命，會帶來多大的副作用，就不關我的事了。在美國，治療艾滋病的藥物現在大概有28種，但在中國，藥物卻只有七種，而且可以選擇的空間非常窄。許多病友就是因為第一套藥物副作用過大而無法繼續服用下去，但又沒有替代藥物可選的情況下，眼巴巴地等死。另外，醫療系統的醫德問題，也反映了我們正受到漠不關心的對待。例如，我們一個病友在普通醫院被發現是艾滋病感染者后，醫生當場簽單子拒絕為他治療，而另一個原來是醫務工作者的感染者，也在確診后被辭退。 再者，社會對我們的態度至今還沒有太大的改變。感染者的身份一旦被暴露，就業、就學等各方面都面臨很大的危機。而中國的媒體也很喜歡采取恐嚇式的手段，把艾滋病和道德聯系在一起，導致民眾對我們產生一個錯誤的觀念：染病的沒有好人，好人不會染病。
對于一個死刑犯，國家都會給予最基本的人權和幫助。可是，目前國家對待我們感染者，可說連最基本的人權都沒有，或者是人權得不到保障。結果是，我們看到越來越多高危人群拒絕接受檢測，被確診者拒絕接受治療，部分感染者更把報復社會視為一種合情合理的選擇。在某一程度上說，國家的重預防輕治療的態度及社會各界的無知和偏見，正把艾滋病推往無法控制的邊緣。
所以，從感染者的角度來說，我們最需要的第一是接受治療的平等機會，第二是社會的寬容和尊重。只有這樣同心協力，中國才能從根本上遏制艾滋病的蔓延。
張福杰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中心主任醫師
中國政府已經承諾為艾滋病患者提供免費的抗病毒治療，目前已經有超過 4 萬名病人接受國家的免費治療，大大降低了病人的病死率。今后如何開展持續有效的醫療救治，落實國家“四免一關懷”政策，按國家免費艾滋病抗病毒藥物治療手冊的要求是關鍵。應該指出的是，有些地方政府仍沒有做到堅決貫徹并履行中央政府在防治艾滋病所做出的承諾。
目前，用于防治艾滋病的經費主要分為兩個部分：一是中央本級經費；二是中央轉移支付，即地方政府從應該上繳中央稅收中扣除一部分用于艾滋病防治，但中央對這部分經費的使用有著嚴格的規定，如多少錢用于購買藥物、多少做 CD4 淋巴細胞和病毒栽量檢測、多少用于醫務人員培訓、監督輔導病人服藥補貼等。治療應按國家的治療手冊進行。但是，目前有些地方轉移支付經費的使用存在問題，如經費沒有及時到位，病人的某些檢測沒有按時、按次數進行。有些地方在艾滋病防治上還存在一些誤區，比如擔心影響招商引資、影響地方經濟發展等等。
所以我認為，中央政府今后在加強對地方政府宣傳和教育工作的同時，也應進一步加大對專項轉移資金的審計工作，加強對資金使用情況的監督。同時，還需要對艾滋病的治療效果進行評估，并逐漸變為常規的工作，則可確保派發的專項資金確實被及時和有效地用于防治艾滋病情上去。
孟憲勵
《健康時報》總編輯
艾滋病防控在中國常被附加上厚重的行政、經濟、管理和道德的色彩，遮蔽了它作為一個普通疾病的本來面目。在一般媒體報道中，最常見的兩種對艾滋病的報道角度是：一種是帶有恐嚇性的內容，語不驚人死不休，展示許多艾滋病病人晚期的狀況；另一種是關注感染者背后的故事，對諸如病人得病的原因非常感興趣，以滿足受眾的窺私心理。
或許這兩種報道方式可以吸引很多讀者的眼光，但是它們卻也同時在煽風點火，助長民眾對艾滋病感染者的歧視，并反過來從根本上阻遏了此病在中國的有效防控。作為媒體，我們必須警惕這類報道的大部份內容都是疾病本身以外的東西，我們應該盡量淡化或消除艾滋病被妖魔化的部分，讓其回歸到它只是一種像冠心病、癌癥、糖尿病等普通疾病的本色。
媒體也有自己的社會責任，故也應配合國家和社會，致力教育民眾相關的知識，例如帶安全套便是一種能夠有效阻遏艾滋病在中國傳播的安全手段。但不管怎樣，要真正有效地降低中國目前面對艾滋病的風險，最重要的是政府必須帶頭作出改變，不要再對諸如疫情地區，防范基礎設施等信息模糊其詞。如果連政府都不能夠面對現實正視艾滋病在中國的真實情況，社會其他人所作的努力，將無法有效地推行。
景軍
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院教授，清華大學艾滋病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在中國，活躍的男男性行為者有幾百萬人，但他們當中有近 80%認為自己離艾滋病很遠。不過，一些地方的數字顯示，這類同性戀人群的感染率已達到6%至7%之間，情況已嚴重至接近吸毒人群的感染數字。而更可慮的是，目前國家對待同性戀者的艾滋病風險估計普遍仍是不夠。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中國這個人群的特殊之處是，他們許多也會結婚生子。故他們若然染上艾滋病，受影響的社會人群將會更加廣泛。因此，政府在今后對抗艾滋病的計劃和行動上，亟需同時正視艾滋病在同性戀人群里的真實風險，并加強對這一脆弱人群的宣傳力度。 另外，雖然這幾年靜脈吸毒、性傳播的感染率沒有特別明顯的變化，但國家仍應擴大為吸毒者提供美砂酮計劃的規模。
至于目前很多人在被檢測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后就失蹤的情況，國家可加強對這些病人進行跟蹤治療，以降低這個情況的發生，并進一步控制艾滋病的蔓延。否則，其他人所做的很多工作不單只能停留在表面，而且遏止艾滋病傳播的努力也將無法有效地執行。
桂希恩
武漢大學中南醫院感染科醫生
醫務人員掌握艾滋病的知識和消除歧視是遏制艾滋病傳播的重要步驟，吸毒、賣血和輸血被認為是艾滋病在中國傳播主要的途徑。作為一名在一線工作的醫生，我注意到近幾年通過性傳播感染艾滋病者不斷增加，孕產婦及在校大學生 HIV 感染者也以性傳播為主。在湖北，性傳播已經成為新感染艾滋病的主要傳播途徑。當前艾滋病正由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擴散。很多普通人也可能成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更讓人憂慮的是，許多醫務人員缺乏艾滋病的知識。艾滋病的病灶或癥狀可以出現在顱內、眼睛、口腔、頸部、胸部、腹部或四肢，涉及綜合醫院的各個科室。醫生缺乏這方面的知識，常導致誤診和漏診。另外，許多醫務人員在發現病人為艾滋病患者后，常表現出恐懼和歧視，甚至拒絕對病人的并發癥或合并的其他疾病進行必要的治療，導致一些患者得不到及時的適當的治療。
醫務人員存在著這樣的偏見，其他人員對艾滋病的歧視和無知就可想而知了，其直接后果之一是，艾滋病毒感染者因為害怕遭受歧視，即便懷疑可能受到感染，也不敢去檢查。這為預防控制艾滋病造成困難。我認為，要有效地阻斷艾滋病在人群中的傳播，醫務人員首先必須掌握艾滋病的知識和消除歧視，這樣才能為防治艾滋病，創造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在21世紀，掌握一定的艾滋病知識，是成為合格的醫務工作者所必需的。
瓊?高芙曼
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亞洲部商業和政府中心 艾滋病公共政策培訓項目主任
在抗擊艾滋病上，中國面臨了幾個嚴峻挑戰。第一，是政府系統尚不能對大多數高危人群采取有效的預防措施。要滲透到這些高危人群，那些從事“同伴教育”和社區拓展的非政府組織，其角色將更加重要。全球經驗顯示，這些高危群體內部所“認可”的代表，比如性工作者或是男同性戀者，都能更容易地接觸到這些人群。
第二個主要挑戰就是，女性感染艾滋病的趨勢正在擴大。目前，中國只有很少項目在關注婦女感染艾滋病以及如何防范。同時，也很少有人從性別的角度研究艾滋病。比如，性病防治服務，就極少涉及那些以家庭主婦為主的女性。第三個挑戰就是，除非預防項目可以迅速減少艾滋病感染，否則治療將成為政府沉重的負擔。因為治療是個必須持續一生的過程。最后，在艾滋病防治項目的實施上，地方的人力資源實為匱乏，太少人做太多事。對于艾滋病防治政策和項目，盡管在全國范圍內已獲得認同，但是沒有地方政府的全力支持，中國還是可能輸掉這場抗艾戰役。
總之，中國急需爭取更多資金和地方上受過訓練的工作人員，以切實地執行政府政策，并使這些資金在政府系統內更加有效地流動。中國也應盡快開展更多關注婦女(特別是年輕女性)脆弱性和感染 HIV 風險的項目。
代海強
全球企業抗艾滋病、結核和瘧疾聯合會中國代表處
根據中國衛生部門掌握的數據，在2007年，經性途徑導致的艾滋病傳播已經占新發感染率的50%以上，顯示艾滋病已經開始向一般人群擴散。但是，就目前而言，中國普通大眾對艾滋病的認識，仍然處于低水平狀態，導致在發生性行為時忽略或沒有采取保護性措施，對艾滋病毒攜帶者也存在歧視和偏見。在艾滋病的宣傳和教育工作上，中國的衛生部門常會在世界艾滋病日前后，推行大規模的艾滋病知識宣傳。但這是不足夠的，我們必須把艾滋病的宣傳視為一項長期、經常性的工作才行。
另外，我認為中國企業在財富增加的同時，也應在社會公益事業方面，特別是在防治艾滋病這一“全球瘟疫”的應對上，體現出與公司規模相稱的行動。中國企業再不應僅僅是市場營銷的領先者，還應該是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方面的領先者。在預防艾滋病方面，企業可以為員工提供艾滋病方面的教育；在企業內部制訂非歧視性的人力資源政策；為國家的艾滋病防治行動提供財力支持等等。(周爾方 周敏 張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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