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厲以寧剖析當前經濟“癥結”——
經濟現象背后是結構問題
結構調整背后是體制阻礙
2007年6月16日，在北京大學莫里斯經濟政策研究所成立大會暨學術報告會上，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教授在主題發言中和會后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強調指出：當前社會生活中出現的很多經濟現象“背后都是結構問題，而結構背后是體制問題”。“結構調整為什么這樣難？”，在他看來，至少存在三大體制阻礙。
是總量的問題，更是結構的問題——以民工荒和“流動性過大”為例
77歲的厲以寧教授近期在四川、廣東、貴州、河南進行了一系列調查研究，面對紛繁的經濟生活現象與矛盾，他思考：當前經濟政策研究的重點是什么？是總量調控？還是結構調整？
他發現，“在中國，就業問題既有總量方面的原因，更有結構方面的原因。中國經濟是非均衡的，就業問題也反映出非均衡的特點。譬如民工荒在一些地區出現，兩種情況并存，一邊是‘人找事’，另一邊是‘事找人’。廣州市官員反映的是技術工人短缺；從河南了解到民工荒的主要原因是工資太低，在城里工作還要經過學習培訓，要有教育成本投入，農民覺得沒必要到城里，他可以留在家里養豬、養雞；貴州農村的多余勞動力就像蓄水池，可流向的都是一些特殊行業，建筑、運輸……民工荒實際上反映的是結構問題，不僅是職業結構、技術結構，與消費支出結構也有關系。”
很多人認為股市過熱、投資過熱的原因是資金“流動性過大”，厲以寧教授認為“流動性偏大，同樣是結構問題。信貸規模過大，造成流動性偏大”。他說：“我讀書的時候，教授西方經濟學的陳岱孫教授不用這個說法，他說‘銀根松’、‘頭寸多’。當前的流動性偏大，民間資本過剩是一個原因，同時又存在‘中小企業融資難’，兩者并存說明結構有問題。能不能兩者合并解決呢？”
“此外，在中國，經濟增長所面臨的也是優化投資結構問題。現在看，經濟增長不難，急需的是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也就是急需優化投資結構問題。投資，既不能普遍鼓勵支持，但也不能單純打壓。”
厲以寧教授說，“在宏觀經濟學中，總需求和總供給的平衡一直是政府調控最為關心的，政府將總量調控作為重點，是有依據的，因為總量問題的確是影響宏觀經濟全局的大事。但是，總量調控是有局限的，因為宏觀經濟是非均衡的。總量調控的局限有三個方面：第一宏觀經濟的基礎是微觀經濟，而微觀單位千差萬別，宏觀總量調控難免‘一刀切’；其次總量調控作用于總需求方面，而對總供給的調控必然涉及產業結構、地區結構；三是由于市場不完善、資源有限供給，經濟經常是非均衡的。在非均衡經濟條件下，總量調控的局限性是明顯的。”
他認為：當前經濟政策研究的重點是結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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