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推進多層次股票市場體系的建設，就必須跳出A股市場的體制框架，放松對證券公司的管制，給他們更多更大的開拓股市業務的自主權，充分發揮他們的能動性和創造性，在市場競爭中，鍛煉、培養和提高他們的國際競爭力
有些人提出了在不動A股體制總框架的條件下在A股市場范疇內建立多層次股票市場體系的設想。筆者認為，在A股體制總框架中是不可能建立多層次股票市場體系的，換句話說，新層次股市只能在A股體制總框架之外建立，為此，需要對A股停止總框架的缺陷進行分析討論。這種分析的目的在于，使新層次股市的建立避免重復A股市場的舊轍，其內在機制更加符合市場機理，也更加成熟完善。另一方面，建立新層次的股市，在形成股市競爭機制的條件下，有利于推進A股市場機制的進一步完善。
制度：缺乏經紀人內容的法律法規框架
在走過最初的場外交易市場由地方政府和中國人民銀行地方分行出臺有關管理制度以后，1992年初，隨著鄧小平南巡講話的發表，股份制和股票市場開始正式登上中國經濟舞臺，由此，中央政府出臺了一系列相關法規性文件。這些制度奠立了中國股市10多年的體制框架，也為此后的股市監管和部門規章出臺提供了依據。
中國股市最早的法規性文件或許當屬1992年5月以國家體改委名義出臺的《股份有限公司規范意見》。這一文件雖不直接針對股市，但因調整對象包括股票、股份有限公司等，所以，其中的一些規定直接影響到隨后的股市格局。在這些規定中，有三個要點是值得關注的：第一，它簡單地將股份公司劃分為“定向募集公司”和 “社會募集公司”兩類，以股份是否向社會公眾公開發行為標準，界定了股票是否可以入市交易。第二，它通過將股份劃分為“發起人股份”和向社會公眾發行的股份，界定了存量股份（即不向社會公眾公開發行的股份）不可入市交易。第三，它強調“公開發行社會公眾股”應經過行政審批。這些規定，不僅為后來的股權分置格局越演越重做出了最初的制度安排，而且將股票經紀人可能運作的空間擠壓到“公開發行社會公眾股”這一狹窄范圍。
1993年4月22日以國務院第112號令發布的《股票發行與交易管理暫行條例》，是第一個以調整股票市場活動為對象的行政法規。這一法規直接規定了股票發行和申請交易的一系列條件和程序，是1999年7月《證券法》實施前最重要的股票市場規范性文件。其中，有四個要點是值得特別關注的：第一，它首次明確了發股上市的行政審批程序。第二，它首次明確了社會公眾股應由證券經營機構承銷。第三，它首次明確了股票應在經中央行政部門批準的場所交易。由此，未經國務院證券委批準其他證券交易場所的股票交易均屬非法，這也為1998年清理整頓包括STAQ、NETs等在內的證券交易中心埋下了伏筆。第四，它首次將股票公開發行與上市交易連為一體。這些規定，為規范當時的股票發行和股票交易市場起到了積極重要的作用，但同時也意味著，1992年以后剛剛抬頭的具有經紀人特點的市場行為隨之消失了。
1994年7月1日新中國的第一部《公司法》開始施行。這部法律在規范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相關行為的同時，對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發行、轉讓和上市也做出了規定。其中有五個要點值得一提：第一，發行新股的行政審批制度。公司只要發行新股，就須進入行政審批程序。第二，股票發行價格的行政管制。不論是公開發行還是私募發行，只要股票發行價格超過面值，均須由國務院證券管理部門批準，這就嚴重抑制了在非公開發行股票范圍內，中介人和中介機構可運作的空間。第三，股份轉讓場所的限定。該法第144條規定：“股東轉讓其股份，必須在依法設立的證券交易場所進行。”何謂“依法設立的證券交易場所”，可以有不同的理解。1998年以前，一般認為凡是經過國務院、人民銀行總行和省級人民政府批準設立的證券交易所、證券交易中心和STAQ、NETs等均屬合法的證券交易場所，但1998年的國務院辦公廳轉發的《證監會關于清理整頓場外非法股票交易方案》中，將其界定為“國務院批準”，因此，“依法設立證券交易場所”實際上成為“國務院批準設立的證券交易場所”。第四，股票上市的行政審批。該法第151條規定：“上市公司是指所發行的股票經國務院或者國務院授權證券管理部門批準在證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股份有限公司”。根據這一規定，股票上市必須經由“國務院或者國務院授權證券管理部門”的審批，不是發股公司和證券交易所雙方能夠安排的。與此對應，該法第152條規定了股份公司申請股票上市的6項條件，其中第6項是“國務院規定的其他條件”。第五，股票停止上市的行政審批。該法第157條和158條分別規定：在公司股本、財務、利潤等不符合上市要求的條件下，“由國務院證券管理部門決定暫停其股票上市”；在公司解散的條件下，“由國務院證券管理部門決定終止其股票上市”。把五個方面規定聯系起來可以看到，這一《公司法》幾乎將公司發股上市的各主要方面都納入了行政軌道，各項規定比《股份有限公司規范意見》和《股票發行與交易管理暫行條例》更加具體嚴格，在這種背景下，經紀人機制幾乎沒有萌芽的空間。
上述四個法律法規文件出臺于不同的時期，從不同角度對股份公司、股票和A股市場的眾多事宜做出了一系列具體并有很強操作性的規定，但它們都沒有涉及作為股票市場中心內容的“經紀人”問題。與此對比，1933年和1934年美國分別出臺的聯邦《證券法》和《證券交易法》卻不盡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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