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今春的沙塵暴已漸行漸遠，但與沙塵暴有關的許多疑問卻未“塵埃落定”：今年的沙塵暴為何如此之兇？今后該如何有效防范？
專家會診沙塵暴
初夏的微風并沒有把人們對沙塵暴的印象吹散，沙塵造成的種種“不爽”讓大家記憶猶 新，有關沙塵暴的諸多疑問仍未“塵埃落定”。近日，本報記者采訪了相關專家、官員，請他們對沙塵暴進行會診。
受訪專家——
張小曳：中國氣象科學研究院副院長、中國氣象局大氣成分觀測與服務中心主任
楊維西：國家林業局防沙治沙辦總工程師
陳廣庭：中科院寒區旱區環境與工程研究所研究員
高煥文：中國農業大學教授
宗錦耀：農業部草原監理中心主任
蔣高明：中科院植物所首席科學家
沙塵暴來勢洶洶，與生態環境變化有無直接聯系？
一方認為：天氣和氣候是主導因素；另一方認為：生態惡化罪責難逃
據中央氣象臺介紹：截至５月２４日，今年我國北方共出現了１７次沙塵天氣過程，按強度分類，其中強沙塵暴５次、沙塵暴５次、揚沙７次，可能是近７年來沙塵天氣的第二個嚴重年份。
張小曳認為，今年沙塵頻發的主要原因是：今春蒙古氣旋活動頻繁，且亞洲沙塵暴源區氣溫比常年同期偏高２—３攝氏度、降水偏少五至八成，部分地區偏少八成以上，導致沙塵源區（特別是北京北方的源區）表土含水量下降明顯。沙塵暴是一種自然現象，天氣和氣候因素主導了亞洲沙塵暴的發生。我國部分地區有所發展的沙漠化過程雖對沙塵暴有所貢獻，但它不是沙塵暴發生的控制性因素，不應夸大沙化土地對沙塵暴的影響。
研究結果顯示，從上個世紀６０年代末期到２０００年，沙塵暴呈現為３—５年波動、總體下降的趨勢。１９６０—１９７９年間的沙塵暴發生次數和強度要高于１９８０—２０００年的平均水平。２００１和２００２年是沙塵暴的多發年，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沙塵暴顯著減少，２００６年又有所增加。這種沙塵暴的長期變化趨勢，與沙塵暴源區春季地表累積風速的變化趨勢基本一致。
楊維西也持相同觀點。他給出了兩組數據。一組是：１９５４—２００４年的５１年間，我國北方地區年均發生沙塵暴天氣的天數呈減少趨勢，由２０世紀的５０—６０年代每年１９．４３天減少為９０年代的７．３９天；而同一時期，我國北方地區沙漠化土地年均擴展速度則逐年增加，由５０—６０年代的年均１５６０平方公里擴展到９０年代末期的３４３６平方公里。兩相對比，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沙塵暴天氣與土地沙化擴展沒有必然的聯系。他認為，決定我國境內沙塵暴格局與趨勢的主要區域是荒漠地帶，而不是干旱半干旱的農牧交錯和草原帶。
他同時認為，近幾年“人努力、天幫忙”，北方荒漠化的情況與９０年代末相比，是趨于好轉的；國家林業局２００５年發布的第三次全國荒漠化和沙化監測結果表明，全國沙化土地由９０年代末的每年擴展３４３６平方公里轉為每年減少１２３８平方公里。所以，不能說今年沙塵暴天氣偏多是生態惡化的必然結果。
對此，參與國家“沙漠化”９７３項目(中國北方沙漠化過程及其防治研究)的陳廣庭認為，“風沙風沙”，一個巴掌拍不響，沙塵暴天氣是風與沙共同作用的結果，缺一不可，有風無沙或有沙無風，都不會產生沙塵暴。因此，不能因為５０多年來沙塵暴天氣呈下降趨勢，就認為沙塵暴天氣與土地沙化沒有直接聯系。
對于近年來荒漠化由擴展轉為減少的說法，陳廣庭并不認同：短短四五年時間，北方的沙化面積就來了個“急轉彎”，讓人難以相信。他說，不能籠統地講北方地區土地沙化是擴大了還是縮小了，應該分地區具體而論。自２０００年來，隨著國家退耕還牧措施的推行和降水偏多的影響，內蒙古農牧交錯區的植被在恢復，生態環境有所好轉；但是，在廣大草原地區，由于超載過牧、開墾和開礦等人為因素，其生態狀況是持續惡化的；在包括甘肅民勤在內的西北部綠洲，由于上游來水量的減少和地下水的過度利用，生態狀況也是呈惡化趨勢的。
陳廣庭還認為，雖然近５０年來總的沙塵天氣呈減少趨勢，但其中的沙塵暴卻不是如此：近５０年來我國沙塵暴頻數的年代際變化的特征是，６０—７０年代波動上升，８０—９０年代明顯減少，２０００年以來又急劇增加，近幾年處在新一輪沙塵暴活動的活躍期。尤其是西北干旱區，從１９９３年“５·５”黑風暴以后，每年都有幾次強沙塵暴過程，并且有發生時間逐年提前的趨勢，僅２０００年西北地區就發生強沙塵暴３次，今年強沙塵暴５次。可以說，從２０世紀中期以來進入新一輪沙塵暴活動的活躍期。這與我國北方地區生態惡化、沙漠化土地大面積擴散有直接關系。
宗錦耀認為，目前全國９０％以上的可利用天然草原存在不同程度的退化、沙化、鹽漬化、石漠化，草原生態狀況仍是“局部改善、整體惡化”。
北京的沙塵主要從哪里來？
一方認為：沙漠、戈壁是主要源地；另一方認為：沙塵主要來自退化草地和裸露農田
張小曳說，來自以蒙古國南部廣大的沙漠和沙地為主體的源區、以塔克拉瑪干沙漠為中心的中國西部沙漠區和以巴丹吉林沙漠為主體的中國北部沙漠區的沙塵釋放量，約占亞洲沙塵釋放總量的７０％，可視為亞洲沙塵暴的主要源地。
他同時認為，亞洲沙塵暴確有一部分來自主要由于人為活動新增的沙漠和沙地，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沙漠化區域的貢獻。中國沙化土地增加的面積不足于原有沙漠和沙地面積的１０％，人為導致的沙化土地產生的沙塵對沙塵暴的貢獻比例較小。即使把現有沙地的擴張全部歸因于人類活動，對亞洲沙塵暴的影響也只有約６％。
高煥文不同意這一說法。資料顯示，自５０年代以來我國累計開墾草原約２０００萬公頃，其中僅５０％被撂荒成為裸地或沙地。他們自２０００年至今的研究結論是：在單位面積內，裸露農田對浮塵的貢獻率最高，退化草地和保護性耕作農田次之，沙漠最少。以裸露農田貢獻率作１００％，其它分別為：３８．５％、２９％和１３％。根據中國科學院地學部的報告影響北京地區的沙塵主要發源于內蒙古中西部和河北北部 該地區林地僅占１３％草地占３１．５％，旱耕地占３２％。
高煥文認為，經過多年的風力運動，沙漠和戈壁上的浮塵（２０微米以下）比例很小。根據他們對內蒙古渾善達克沙地和河北豐寧壩上農田的測定，沙地７２％是大于２５０微米的粗沙，２７％是１０—２５０微米的細沙，浮塵不到１％，而農田中浮塵比例高達１２％。粗顆粒的沙子很難被風吹上高空，即使飄起來后也會很快降落，是不大可能長途運送到北京的。因此，就北京地區飄落的沙塵而言，主要是來自裸露農田和退化草地。
實驗結果表明，如果對北京正北方８０００多萬畝旱耕地全部實行保護性耕作，可以減少降塵４０％—７０％。
陳廣庭補充說：據粒度分析資料，沙漠所含懸移（塵）只有０．２％，雖然面積較大，但總貢獻不如塵土數量達到６０％以上的翻耕農田和沙漠中的干湖盆等沙漠化土地。
對此，楊維西總工認為，沙漠、戈壁的沙塵吹不到北京的認識缺乏科學依據。首先，沙漠、戈壁上存在大量細小沙粒，這些沙粒是由最初的塊石、礫石和沙粒在不斷的運動、風化中經過反復的破碎與磨損形成的；其次，在強風的作用下，沙漠、戈壁中的沙粒以跳躍或蠕動的方式不斷地運動，運動中的沙粒不斷地發生碰撞、磨蝕，從而產生大量的粉塵。他舉例說，非洲撒哈拉沙漠中產生的沙塵暴，能夠吹到歐洲，距離長達３０００多公里，說明沙漠中產生的沙塵是能夠長途運送的。
防范荒漠化，是以自然恢復為主還是人工恢復為主？
一方認為：自然恢復事半功倍；另一方認為：人工手段不可替代
《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提出，生態保護和建設的重點要從事后治理向事前保護轉變，從人工建設為主向自然修復為主，從源頭上扭轉生態惡化趨勢。
對此，蔣高明深表贊同。他說，幾十年來，種樹、飛播等人工手段一直是我國防治荒漠化的主要做法。而實踐證明，人工建設往往事倍功半。他認為，人口增長、牲畜超載是導致荒漠化的重要因素。因此，要治理生態系統的退化，必須從解決人的出路問題入手，騰出大量的退化土地進行封育，使其休養生息，借助自然力實現退化沙地草地的生態治理。
他舉例說，處于渾善達克沙地的錫林郭勒盟正藍旗巴音胡舒噶查的４萬畝退化沙地經過圍封，短短幾年，植被蓋度就達到１００％，草已經長到１米多高，生態恢復到４０年前的水平。
蔣高明說，在草地生態治理中依靠土地自身的生命力繁育各類生命，是目前最合理、最經濟、最有效的方式。近年來，內蒙古、陜西、寧夏等地采用的全年禁牧，就是通過大面積圍封，讓林草植被自然恢復，效果非常好。自然恢復迅速推廣的關鍵，是加大對圍封圈養、退牧還草的投資力度，對退出來的牧民進行適當補貼，有效地解決牧民出路問題。當然，蔣高明并不反對在流動沙丘上種本地灌木，適宜的人工措施可加快沙丘固定。
楊維西認為，提倡自然修復本身沒有錯，但也不能偏面夸大自然修復的作用。第一，不是所有的荒漠化地區都適合搞自然修復，比如許多流動沙丘，擱置幾百年了都沒有自然修復，而通過打草方格固定沙丘、飛播等手段，植被就恢復得比較好；第二，中國不同于美國、澳大利亞，人口眾多，現在幾乎到處都有人類活動，大面積圍封不現實；第三，自然修復時間漫長，而我國治理荒漠化的任務非常緊迫，不可能只等待自然修復，如果輔助以適當的人工手段加快修復豈不更好。
阻擋沙塵，林和草哪個唱主角？
一方認為，應以草為主；另一方認為：不應排斥造林
多年以來，植樹造林幾乎成了防沙治沙的代名詞。陳廣庭指出，我國實施了幾十年的“三北”防護林工程，以及近年啟動的京津風沙源治理工程等，其項目規劃決策的主導思想一直是“以林治沙、以林防風”，對不同類型的沙漠化土地沒有“因地制宜”，而是籠統地以“植樹造林”一種措施應對。他說，我國９０％的沙漠化地區年降雨量在４００毫米以下，除局部水分條件較好的地方外，都達不到“植樹造林”所需的條件。
陳廣庭說，沙塵的移動有３種方式：蠕移、躍移和漂移。前兩種是主導，離地面高度４０厘米左右，后一種在高空５０００米左右——防護林對沙塵的阻擋作用非常有限。
對于在草原上種樹，宗錦耀更是堅決反對。他認為，草原上種樹破壞了表層土壤和原有的生態系統，不是保護生態，而是破壞生態。而當前，由于退耕還林的投資遠遠大于退牧還草，在利益驅動下，許多地方政府不顧當地的實際條件，熱衷于在草原上種植楊樹、松樹等喬木，在內蒙古許多地方，這樣的現象比比皆是。
宗錦耀說，草原地區大多在海拔１５００米以上、降雨４００毫米以下，根本不適合植樹造林。我國擁有各類天然草原近４億公頃，占國土面積的４１．７％，是耕地面積的３．２倍、森林面積的２．５倍，防治荒漠化的主戰場應該是草原恢復。
對上述觀點，楊維西認為，首先，在“三北防護林”和京津防沙治沙工程中是林草結合的，并不完全是種樹，即使種樹也種的不全是喬木。林業部門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宜喬則喬、宜灌則灌、宜草則草。比如近些年在內蒙古地區，檸條等灌木就占了８０％。其次，防治荒漠化是該種樹還是該種草，不應一概而論或絕對化，片面強調哪一個都不好。他認為，不能說降雨４００毫米以下的地區就一律不能種樹。例如，西北部的綠洲是灌溉農業，靠的不是天然降雨，在綠洲周圍應該種植楊樹等喬木，保護村莊和農田；在草原地區的村莊、城鎮和道路兩邊，也不應全部排斥種樹。
至于在草原上只種楊樹等喬木，楊維西也持反對態度，但他認為即使有也只是個別現象，并不普遍。（本報記者 趙永新 劉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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