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業差距與西方縮小，導致中國間諜案高發
“力拓案”中曝光的胡士泰等，不過是間諜侵擾中國的漫長歷史中的“后來者”。
改革開放后，一些化妝成“國際友人”的商業間諜潛入中國。20世紀80年代，景泰藍制作、“英雄”與“金星”不銹鋼筆套的拋光技術、諸多中藥制作、宣紙制作、湖南龍須草席制作等傳統技藝和專利技術紛紛外泄。
江涌稱，現階段中國之所以成為商業間諜案高發期，主要因為近年來中國在一些行業領域，如電信、網絡、生物、航天等，與西方的差距迅速縮小，這些企業、行業的核心技術是相關對手極力想獲取的“競爭情報”。
他強調，國有企業尤其是大型央企，由于掌握眾多而廣泛的資源，往往成為工業間諜工作的重中之重。
“西方如今對華情報工作，比任何時候都密集”。江涌說。
“力拓案”曝光前，“經濟安全”是個冷僻的概念。江涌覺得，有些人說經濟是“越開放越安全”，“中國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世紀金融大危機的最小受損者”，這不僅麻痹了自己，也麻痹了國人。
其實，在現代商業社會，情報人員可謂無孔不入。比如，國外評級機構給中國企業評級，為中國資本市場“看門”；跨國會計師事務所給中國企業審計，給中國充當“賬房先生”；跨國投資銀行給中國做咨詢顧問，不僅有企業，還有政府，為中國發展“出謀劃策”。這中間，就隱藏著大量情報人員，他們可能會以各種合法的身份做偽裝，竊取中國的商業情報和商業秘密。
工業間諜的另一個重要“掩體”是非政府組織（NGO），一些西方非政府組織在華苦心經營多年，在高校、科研部門乃至在一些中央與地方政府部門，有著廣泛的人脈與良好聲譽。一些基金會常年為中國學者出國學術訪問提供資助，同時為一些高校與研究機構的項目提供資助。
江涌說，某些基金的研究項目設計得非常“巧妙”，與我國的重大研究項目相一致，當某個重大研究項目快要結項的時候，該基金就會找上門來，向課題負責人或重要承擔者，直接提供同樣或近似的項目研究資助，如此即可經濟快捷、輕而易舉地拿到相關研究成果。
對于此類情報滲透活動，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楊帆稱之為“里應外合”：跨國公司通過各種手法，拉攏一批國內有影響的人物，為其搖旗吶喊、臥底刺探。這里有自稱“精英”的學者、利欲熏心的“企業家”、“高瞻遠矚”的官員。“他們或發表言論，或引導輿論，充當外國的買辦，更有甚者可以大筆一揮，多少人的心血頃刻付諸東流。”
在“力拓案”之前，商務部條法司正司級巡視員郭京毅等，因涉嫌出賣國家經濟主權被查處，應該是“最典型”的經濟安全案件。該案中，在涉及有關外資并購的法律法規制定和司法解釋時，中國官員收受外商賄賂，在法律上故意留“后門”，幫助外商在中國進行行業并購。
江涌認為，那種針對一國經濟政策和宏觀決策的“間諜行為”才最厲害，它會悄無聲息地將國家經濟政策引向歧路，當你覺醒時，卻發現已完全被別人俘獲了，如同請君入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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