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如此，無論傅斯年還是陳寅恪，都沒有獲得任何學位。陳寅恪的侄兒陳封雄說：“寅恪叔被人們尊為‘教授之教授’，而他本人終其生連個‘學士’學位都沒有。他在國內的學歷是‘吳淞復旦公學畢業’，那時(1909年)復旦公學還不能算正式大學，也不授予學位。”他還說，抗日戰爭后期，他曾經問自己的叔叔陳寅恪：“您在國外留學十幾年，為什么沒有得個博士學位？”陳先生回答說：“考博士并不難，但兩三年內被一個專題束縛住，就沒有時間學其他知識了。”陳寅恪還說，他自己20歲到了德國后，就立志要盡量多學幾種語言文字。為此，他把所有時間都用在學知識找資料方面。對于能不能獲得學位，并沒有放在心上。據說這種情況在德國大學里面非常普遍，大家認為，“只要能得到知識，有無學位并不重要。”后來，陳封雄把這件事向自己的姑父俞大維提起，俞大維認為陳寅恪的想法是對的，所以他能成為一個大學問家。俞大維還說：“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學位，但我的學問不如他。”
1926年冬，沒有學位的傅斯年回國擔任了廣州中山大學教授，并兼任文學院院長和國文系、歷史系主任。上任后，他除了聘請一大批具有新思想和學有所長的教授之外，還對自己的學生說：要成為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就必須有系統的專門知識和能夠與他人合作的精神，而大學就是為此而設立的。與此同時，他還批評把上大學當作敲門磚的思想，認為上大學混文憑是沒有出息的表現。
縱觀傅斯年的一生，始終沒有把學位太當回事。這種觀念在那個時代比較流行。例如中華民國成立后，尚在美國留學的顧維鈞被聘為總統秘書。當時他還沒有拿到學位，如果立刻回國，就會受到影響。他向導師請教，導師說：你都可以當總統秘書了，還要什么學位？又如胡適在美國留學時，也是還沒有畢業，就被北京大學聘為教授。于是他的博士學位遲拿了10年左右。
前不久，我去臺灣參加“中央研究院”召開的紀念五四學術研討會。在一個小型聚會上，幾位臺灣同行為胡適的學位問題爭論起來。爭論的焦點是：為什么胡適的博士學位會遲拿10年左右。為此，我以傅斯年、顧維鈞、陳寅恪為例，說明那個時代的人看重的是學問和能力，而不是學位與學歷。我知道，臺灣同行大多是世界一流大學的博士，而我自己連中國三流大學的門也沒進過，因此很難說服他們。于是我想，倘若“中央研究院”的老前輩傅斯年在世，也許會扭轉這種不利局面。★文/智效民(作者為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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