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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文憑造假事件屢屢發生，不僅在中國早已形成氣候，而且還有不斷向國外發展的趨勢。比如去年11月間，曾有50名中國學生因為涉嫌造假，被英國紐卡斯爾大學開除；今年4月，又有數百名中國學生在法國涉嫌買賣文憑受到警方調查，極大地損害了中國學生的群體形象。這種現象，固然與涉案人員的品質有關，但是從整個社會的導向來看，也有值得反思之處。
改革開放伊始，我們剛剛提出“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等主張，就聽說西方發達國家已經進入“學歷社會”。記得當時有一位著名科學家說過：到本世紀末，縣處級干部要有本科學歷，廳局級干部要有碩士學歷，省部級干部要有博士學歷。再加上“知識改變命運”的口號響徹云霄，致使大家都認為只有上大學才是唯一出路。于是每年高考來臨，都會出現“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景象。
然而曾幾何時，不要說本科生了，就連碩士和博士也成了“待業青年”。與此同時，許多企業又哀嘆找不到合適的人才。這說明，一方面是學歷過剩，一方面是能力太差，此乃中國教育和中國社會面臨的一個大問題。
這讓我想起五四先賢對類似問題的思考與實踐。
傅斯年在出國前是學文科的，但是進了倫敦大學以后，他卻對自然科學產生濃厚興趣。為此，他除了主修實驗心理學之外，還選修物理學、化學、數學等課程。他在寫給胡適的信中表示，當年在北大耽誤了不少時間，現在應該補上。對于傅斯年的這種不大符合常規的做法，老同學羅家倫分析得很透徹。他說：這看上去像是一件好奇怪的事，但實際上他是想從自然科學中得到有效的方法和訓練。
1923年，傅斯年轉入柏林大學，選修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和新興的比較語言學。在那里，他遇上陳寅恪、趙元任、徐志摩、俞大維、金岳霖、何思源、毛子水等人，與他們相互砥礪，切磋學問。趙元任的夫人楊步偉回憶說：“那時在德國的學生們大多數玩得亂得不得了，他們說只有孟真(傅斯年)和(陳)寅恪兩個是‘寧國府門前的一對石獅子’”。意思是說，他們對學問頗有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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