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靠行動堵住“鍍金”之議
“我們不是村民選的，怎么能叫村官呢？大學生村官根本不是官。”作為惠陽區第一批大學生村官之一的陳嘉龍，職務是新圩鎮新豐村黨委副書記，但他很清楚自己的角色，“要先做村民，再做村官。”
陳嘉龍2005年從北京體育大學畢業，本來在深圳找到了一份安穩的教書工作，不過他嫌太安穩了，聽說老家惠陽正在招募大學生村官，便不顧家人反對跑回來報考。
“又是一個來鍍金的。”剛進村時，村民和一些村干部都這樣議論陳嘉龍。“坐在角落里，兩個星期沒人理我。”很快，陳嘉龍留意到，村委會的干部無論寫材料還是打申請，全是戴著老花鏡、一筆一劃地用紙寫，而旁邊就擺著一臺塵封的電腦。
陳嘉龍終于有了用武之地，他開始包攬村委會所有的文書工作，把干部們手寫的鋼筆字統統變成了印刷體，鼠標一點，材料就可以通過網絡遞交給上級了。
村民們常常發生糾紛，村委會好不容易達成和解后，第二天又有耍賴的村民不認賬，繼續鬧。陳嘉龍想到了一個高招———制定了一份《調解協議書》，一式三份，只要糾紛后達成和解，雙方和村委會就一起簽署協議書。再反口耍賴，處理起來就有憑有據了。
僵局一打開，陳嘉龍發現自己可以做得更多，從此，他停不下來了：村里的安全生產檢查、全國的污染源普查……漸漸地，他和村民關系也越來越融洽了，村民開始把他當能干事的“官”，“大學生，有文化，就是不一樣。”悅耳的評價開始在村里流傳。村干部說，現在我們都舍不得他走。
體驗農村那個人情社會
從大學生到“村官”，這一角色的轉換，需要付出很多。田湘妮說，剛上任時，遇上村民之間鬧矛盾，村委派她去調解，她一到場，村民們“撲哧”一聲就笑了：“找個黃毛丫頭就來敷衍我們，太不給面子了。”村民心里不爽，她講的話自然也沒人聽。
令大學生村官們困惑的還有，讀了一肚子書卻搞不懂農村的人情世故。陳嘉龍上任沒多久，村民發生爭吵，見村治保主任不在，他就獨自前往處理。一開始他運用民法知識試圖調解，可是雙方反而越爭越厲害。陳嘉龍選擇了報警，但民警的到來更加激化雙方的對立情緒。村支書曾遠強聞訊趕來，只說了一句話：“大家都是鄉里鄉親的，給我個面子吧，不要吵了。”糾紛便平息了。
陳嘉龍想不明白。后來，村干部幫他解惑：農村是人情社會，做農村工作要講人情，不是完全依靠法律法規就能管好的。
大學書本上學到的知識，在“村官”工作中很難具體用上。“但這正是一筆財富。”田湘妮說，“農村有的恰是一種充滿人情味的生活，有別于城市。兩年多來，我看到了社會的不同人性，體會到貧困社會的冷暖人情。雖然整天面對的多是一些瑣事、糾紛，但我已經學會獨當一面去解決問題。”
當了三年“村官”的陳嘉龍，現在干得更加得心應手。他已經是村里的“多面手”：檔案管理、招商引資、征地拆遷、處理糾紛等，都有他的份。去年，他跟村干部去東莞等地招商，一口氣就拉回了兩個投資項目。他說，新豐村已經成為他的第二故鄉：“村民認同我了，我給村里帶來變化了，這是我最大的收獲。”
下鄉并非村官仕途“跳板”
轟轟烈烈的大學生村官工程，也讓很多人擔心：大學生當“村官”，只是走過場，留不住人。的確，由于村官沒有任何編制，合同期一滿，他們就得重新考慮出路。
從惠陽區大學生村官的就業協議書上，可看出組織部門想“留住人”的用心良苦。協議規定：大學生村官實行聘用制，服務6年。在這6年中，用人單位支持、鼓勵大學生考公務員，服務滿4年可參加區屬事業單位公開招聘，給予適當加分，同等條件下優先錄用。
在待遇方面，每月工資由區財政專項供給，生活補貼由所在鎮負責發放，工資1600元，補貼600元，加起來每月有2200元左右。
與此同時，對大學生村官實行“嚴進寬出”的原則———在保證大學生服務期間福利待遇時，不限制大學生的個人發展空間，即大學生在6年間如果有更好的發展機會，可以另謀高就。
對大部分村官來說，任期滿后的道路無非三條：留在基層繼續發展、考公務員或考研、重新找工作。前不久的全省公務員考試，惠陽區的大多數大學生村官都參加了。
面對“你會一直留下來當‘村官’嗎？”的問題，大學生村官們坦言：不敢保證。“服務期間我絕不會當逃兵，但必須考慮出路。”田湘妮說，考公務員只是為了解決身份問題，她報考的還是永湖鎮的辦事員，同樣可以回麻溪村服務。陳嘉龍說，當村官不一定就得非呆在一個村不動，還有更大的舞臺可以發揮作用，他想趁年輕時多走些路，而這，并不是拿村官當跳板。（記者 陳曉璇 實習生 王世宇 通訊員 盧舜輝 馮軼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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