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城重慶，有一批人連同他們的職務，從一開始就處在公眾的聚光燈下。
他們演繹著現代版的“學而優則仕”：烏紗帽下，有一頂貨真價實的博士帽。
在重慶，投身政界的高級知識分子越來越多，截至2006年年底，重慶市黨政人才125945人中，有5000多人為研究生及以上學歷，占4.16%，大學本科占50.21%，本科及以上學歷所占比例超過一半，比1997年重慶被列為直轄市之初增長了44.14個百分點。
重慶政界的學歷結構是全國的一個縮影，“學者官員”、“專家官員”比重正逐漸增加，在強調科學發展已成為社會的主流價值判斷的時代背景下，這些“帶著知識入仕”的官員受到民意的強烈期待。那些并非從體制內成長起來的博士從政，會有怎樣的表現？“博士服務團”成員的故事，為我們提供了管窺學者官員的一個切片。
陳澍的故事：從文學青年到智囊團領導
30多年前，陳澍駕駛著手扶拖拉機耕種時，不知道自己的未來會走向何方。他出生在福建一個“窮得叮當響”的農家，高中畢業后，回鄉務農，做過赤腳醫生、生產隊長。
今天，陳澍是重慶市社會科學院院長、黨組書記，重慶市人民政府發展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改革》雜志社社長兼總編輯。
這個職位非比尋常：重慶社科院是重慶市目前唯一的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機構、政府決策咨詢機構，是市委、市政府的思想庫和智囊團。
恢復高考制度后，考入大學讓陳澍跳出農門，畢業后到福建省委黨校任教。癡迷文學的他創作的《走向天堂》等多部著作引起了文壇震動，獲得全國報告文學一等獎等重量級獎項，在人民大會堂舉辦個人作品研討會，一時間，紅得發紫。
當時，他蓄著藝術家式的長發，穿得松松垮垮的，對政治不感興趣，容易激動，很難讓他“買賬”——除非對方也很有才。
他的創作集中于農村題材，為了能更深入地研究三農問題，他到中國社科院攻讀農業經濟的博士，被評為“優秀博士學員”。此間，重慶從中國社科院引進“赴渝博士服務團”，“聽從組織安排”的他便到了重慶，不經意地踏上人生的拐點。
一天，掛職北碚區副區長的陳澍凌晨3時接到電話：溫泉鎮發生山體滑坡，路也被隔斷了。他步行一個多小時到達現場時，天還沒亮。一只從泥石流中伸出來的手，擊碎了激情作家對世界的浪漫想象。
陳澍和其他干部們一道上山查看，沿途不斷有小石塊從身旁下滑。到頂后，有人發現了一塊行將下滑的巨石，驚呼“趕緊下山，讓老百姓走，肯定還要滑”，特定環境下的特定語調，給了陳澍“永生難忘的記憶”，并改變了這名作家的成見，“共產黨的官員能冒死查看并作出決策，太值得尊敬了，為什么本能地排斥從政道路呢？”
他改變了主意，放棄了念念不忘的作家夢，留下來任職副區長，坐在了一個“火山口”上，分管包括森林防火、煤礦安全、洪災、地質災害等在內的“大農口”。
總在觀察和思考的博士很快發現，在安全問題上，單靠那種由上而下的會議布置是難以奏效的，無論上級官員講得多么聲色俱厲。“那么多層級，一層一層往下傳達，每一層都會打折扣，信息會逐層失真，難以落實。”
博士副區長很快拿出自己的一套菜單式的安全軟硬件規定，直接給到最底層，要求按著這個葫蘆畫瓢，然后，逆向管理，“你怎么做的，往上匯報。”
那是一套很嚴格的規定，在關乎人命安全的原則問題上，這個溫文爾雅的文人官員表現出自己鐵腕式的硬朗一面，從不降低標準，更不進行權力尋租，“就得讓礦主難受，他們不難受，你就難受，礦工就難受。”
博士會自己貓著腰鉆到礦井里去檢查，不合規定的礦，他堅決炸掉，在一次集中整頓活動中，重慶市要求北碚區炸50多口礦井，他炸了70多口。
效果立竿見影，管了那么多年煤礦，他的“死亡指標”從來沒用完過。
在“治本”方面進行的努力，加上真正前移了的關口，讓他分管的另一顆“定時炸彈”——森林防火——也從來沒有“爆炸”過，他榮獲1998-2000年度“全國森林防火工作先進個人”稱號，這是個含金量很高的榮譽。
從政就意味著選擇了另一種方式的夢與痛，再也難有書齋里的那種從容淡定，得有豁出去玩兒命的膽量和氣魄。
有一個夏天，北碚區洪水暴漲，陳澍深夜接到報告，有5名被困者求救，他趕到現場時，已是汪洋一片，隱隱聽見遠處的大橋旁有呼救聲。
昏天黑地中，洪水不斷上漲，陳澍當機立斷，撲通跳下水，帶人游過去救人，沒多久，他感覺大腿疼痛難當，原來，水淹沒了一大叢荊棘，他們正好游過這里，被刺劃出無數條傷口。大伙兒忍痛繼續游，發現一輛長安卡車上，5人正高呼救命，便把他們救了出來。
陳澍回到家，腹部和腿上滿是傷口，火辣辣的，用碘酒消完毒，正要洗澡休息，紅機又響了，說那些求救者來電罵娘，說這么久還沒人去救。
“不是救出來了嗎？怎么還罵娘？”滿腹納悶兒的陳澍回到現場，顧不得繞開那團荊棘，再度游到對岸，發現另一處有3男兩女正在呼救，嗓子都快喊啞了。施救完畢，天空已經泛出魚肚白。
而最讓下屬和當地人稱道的，是這個博士官員的智慧能量，在發展農業經濟方面，專業對口的他顯得游刃有余。
他在體制、政策方面作出系統安排，讓北碚的農業經濟有了質的飛躍。他分管當地農業的4年多時間里，當地的花卉種植由2000多畝擴展到10余萬畝，并在歇馬、靜觀等地打造出苗木基地，他在任時，扛回了重慶市唯一的“全國花木之鄉”的牌子。
由此，因分管煤礦而被戲謔為“下窯子”的他，又得名“花區長”。因為業績斐然，“經常下窯子的花區長”被組織委以重任，到重慶市重要的智囊團——重慶市社科院做一把手。
“他在管理上的確很有一套，”陳澍的一位下屬評價說，“可以說，管出了生產力，管出了感情，管出了和諧”。
最讓他感動的是，陳澍逐一到該院所有的學者和職工家走訪，了解他們的情況，傾聽呼聲和建議。“這是前所未有的”。
重慶社科院在重慶市重大決策咨詢研究方面擁有了越來越大的發言權，到去年年底，該院在研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已達7項，省部級以上課題80余項，擺脫了以往“邊緣化”的困境。
陳澍主持的課題組在一項研究過程中，提出了在務工地為外出務工農民換發第二代身份證的建議，被重慶市公安局采納，累計為農民工節約往返費用上億元。
就這樣，曾經恃才傲物的不羈作家，成為博學謙恭的官員，長發披肩的藝術家年代，他從不將襯衣下擺扎入褲子，而今，陳院長總是穿戴得格外規整，頭發精心梳理過，胡子也刮得很干凈，時光悄然抹去了當年天馬行空般的生活的最后一絲痕跡。
從政，從根本上改變了陳澍的生活方式：雖然創作沖動會時不時冒上來，他卻沒時間為任何文學作品寫下開頭；雖然有很多見解值得深入研究，也只能和人交流個概要，由別人深入研究，他自己再也沒有獨立完成任何課題。
“自己不能出成果了，但能為其他研究者統籌服務，盡力用我的存在去激發整個研究團隊的更大能量，對于個人而言，這是另一種價值。”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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