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大多數人都習慣于想吃東西就去買，因而，當我們發現有多少錢也買不了一頓飯的時候，我們會感到驚慌不安。
英國金融時報亞洲版主編維克托-馬萊撰文稱，上世紀80年代，我在莫桑比克的克利馬內就經歷過一次這種情況。在赤貧的環境中，就連美元也只能換來束手無策的表情，原因很簡單，那里買不到任何食物。而這種情況現在正在菲律賓發生著。菲律賓政府未能進口足夠的大米，以保障本國民眾的食物來源，原因是沒有人愿意出售。
謝天謝地，馬尼拉現在沒鬧饑荒。菲律賓最大的連鎖餐廳快樂蜂(Jollibee)正在提供半份米飯。
但人口眾多的亞非國家所倚重的全球糧食貿易，正日益變得更加危險紊亂。大米價格在一年中上漲逾一倍。最近，在印度尼西亞成為最新一個禁止大米出口的國家之后，大米期貨價格再次創下紀錄。
將大部分收入花在食物上的窮人受害最深。糧價引發的暴亂在非洲各國此起彼伏，并已導致海地總理雅克-愛德華-亞歷克西(Jacques-Edouard Alexis)下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多米尼克-斯特勞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表示，進一步的糧食價格通脹將產生“可怕”后果，包括數十萬人餓死，并有可能產生戰亂。
一種誘人的想法認為：問題完全出在供應層面，因此可通過轉基因作物或投資一場新的“綠色革命”來提高糧食產量，從而解決問題。但是，三種最有成效的解決方法全部都是政策范疇的東西。
首先，國際農業貿易亟需持續的自由化。可能有些令人驚奇的是，此次危機的直接原因并非食物短缺。問題在于傳統出口國突然不愿出售剩余糧食。就像失靈的信貸市場中的信貸提供者一樣，每個生產國都正在囤積糧食，以備本國不時之需，原因是它們懷疑自己的貿易伙伴也會這么做。對于市場效率及流動性的信任已蕩然無存。
農業保護主義不是什么新事物，關稅與補貼早已嚴重扭曲了國際市場。主要生產國(尤其是歐盟與美國)部分出于對糧食安全的考慮，一直戒心十足地保護著自己國內的農業不受外國競爭的影響。
盡管如此，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國際農業貿易仍令人滿意地對富余主食進行了重新分配。因此，目前的市場失靈應當引起所有人的警覺。新加坡是全球最富有的國家之一，而厄立特里亞是全球最貧困的國家之一，但兩者一樣依賴食物進口。
需要改變政策的第二個層面，是各國的國內政策。像國際貿易一樣，國內農產品貿易往往受到嚴重扭曲。發達國家往往犧牲消費者利益，以支持它們的農民。而發展中國家通常會犧牲農民利益去補貼城市居民，農民面對較低的糧食價格，沒有任何動力去提高產量。
如英國《金融時報》最近報導，在這方面表現最差的包括一些亞洲國家。自2000年以來，農業生產率增速大幅減緩。亞洲開發銀行(ADB)首席經濟學家艾弗茲-阿里(Ifzal Ali)表示：“亞洲國家必須扭轉對農業的忽視。”
通過松綁國內市場，幫助向農民提供信貸，并向他們提供現代農業技術與指導(這些曾是公共服務)，亞洲政府可以在提高糧食產量上大有作為。
第三也是最后一點，各國政府需要檢視自己的人口政策并限制人口增長。雖然現在還有足夠的糧食分給大家，但你不必是一名新馬爾薩斯主義者，就會擔心全球每年增加8000萬人口對糧食需求的影響，或者注意到人口迅速增長的國家(如印度、菲律賓及埃及)尤其容易受全球糧食貿易動蕩的影響。
全球大米庫存今年預計將跌至25年以來的最低水平，或許我們不應對此太過擔心。上述一些關于國際及國內糧食政策的建議，可能會在幾年之內扭轉這一局勢。
一個更令人不安的想法是，長期而言，在開發利用糧食生產所需的自然資源方面，我們可能已接近能力極限。這些資源包括原油、可耕地、土壤肥力及可用淡水等等。
而且，在一種資源上的壓力，很快就會導致另一資源出現額外壓力。為了制造淡水，更多的城市正在消耗燃料以淡化海水，但這會推高石油價格。為了替代原油，政府正在鼓勵生產生物燃料，但這方面所使用的燃料幾乎和它所產生的燃料一樣多，并且隨即會導致食物短缺。
我們大家都必須寄望人類聰明才智帶來一場新的綠色革命，在全球人口今后幾十年達到90億時，為我們提供所需的額外食物。與此同時，我們應該將一些聰明才智用于制定合理的貿易、農業及人口政策，以求提高糧食供應、控制糧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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