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關糧食危機警示可謂風聲鶴唳。4月14日，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稱，世界糧食供應危機已達警戒水平。潘基文稱，解決糧食危機，不僅需要采取短期應對措施，還需要制定長期計劃，提高糧食生產力。
我國雖然連續四年實現了糧食豐收，但作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第一糧食消費國，同時，受人均耕地少（世界人均耕地面積為4.8畝，中國人均只有1.3畝）、農業生產效率低等局限，我國對糧食安全的緊迫感應強于世界其他國家。
那么，如何確保糧食安全？幾乎所有人都贊同一個觀點，提高農民種糧的積極性。但是，調查顯示，農民種糧的積極性仍然不高。問題到底出在哪里？4月15日，《人民日報》刊登了農業部調研組的調查情況，結果顯示：這次農產品漲價主要來自成本推動和產后各環節加價；在農產品產銷鏈條中，農民投入多、耗時長、風險大，但獲得的利潤相對較少。
一方面是投入成本增大，并承擔著較大風險，另一方面是獲得的利潤低，農民作為一個經濟人，他們也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本能，當投入與產出不對稱時，出于風險厭惡和機會成本高的原因，農民就會減少農業投入，甚至放棄種糧，轉而到城市打工，獲取高于種糧的收益。這種狀況如果持續下去，勢必會構成我國的糧食安全隱患。
從去年年初開始，糧食及相關農副產品出現了大幅漲價現象，但相關利潤并未落到農民手中，而是被流通環節所截留。相關調查顯示，我國糧食物流企業流通成本高于國外同行至少10％以上。1斤油菜農民賣0.4元，掙5分錢，而北京超市賣2.2元！
之所以導致這種局面，主要在于，我國農業屬于包產到戶的傳統經營模式，農民是非常松散的，在很多地方也沒有農業協會這樣的組織，在糧食價格方面沒有話語權，定價權基本上掌握在中間商手中。因為這些中間商可以收購、囤積大量糧食，在某種程度上形成價格操縱。而且，農民信息閉塞，無法及時得到市場糧價波動的真實信息，這加大了中間商操縱價格的成功率。長此以往，必然使農民種糧積極性受到打擊。
而且，我國過去實行的糧食直接補貼，主要集中在流通環節，這進一步強化了中間環節的利潤，使得越來越多人進入到流通環節，進一步加大了流通成本。后來中央認識到這一弊端，于2005年把針對流通環節的糧食間接補貼改為對種糧農民的直接補貼。但是，糧食補貼的數額仍需進一步提高。在西方國家，農場主的收入構成中，超過一半的收入來源于政府的補貼，我國受財力限制無法達到這一標準，但至少應該提高到足以抵消農用生產資料漲價的程度。
通過以上分析不難看出，目前最大的一個問題在于，如何減小流通成本，把相關利潤留在農民手中的問題。要解決這一問題，可以從幾個方面入手：
第一，對糧食及相關農副產品設定最低價格，低于這個價格，農民可以賣給國家；高于這個價格，農民可以拿到市場上去賣。這樣，農民的風險被降到最小而收益得到了保障。目前，世界上凡是農業發達的國家，基本上都有這種制度保障。
第二，可以幫助農民組織成立相關協會，通過協會強化定價權，掌握更多的信息獲取渠道。這樣，能夠擺脫單一農民對流通環節中的強勢商人的弊端，使農民因話語權的確立而獲得談判主動權，維護自己的利益。
第三，打擊那些利用虛假信息欺騙農民，力壓糧食及農副產品收購價，囤積居奇牟取暴利的不法商販，在靠近農村地區建立起糧食貿易點，由工商等部門嚴格管理，解決中間商操縱交易的問題，使農產品交易更加公平與公正。
第四，應通過對農用生產資料的生產廠家減稅的方式，壓低農用生產資料價格，降低農民的種糧成本。并建立起農業保險制度，通過政府補貼的方式，運用商業化的保險網絡，分擔農民的風險。
一旦這些措施落實到位，農民的種糧積極性就會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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