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外煤礦投資損失150億元
最近，浙江省政府經濟技術協作辦公室、金融辦、銀監局、國土廳，以及溫州市政府，平陽、蒼南縣政府先后派出隊伍調查溫州商人省外投資煤礦情況。
浙江省國土資源廳“浙商礦業發展研究”報告稱，省內基本不產煤，以溫州商人為代表的浙商在省外投資煤礦及其資金面臨嚴峻形勢。據不完全統計，溫州商人在省外投資煤礦450多座，總投資額500億元以上，與煤炭產業相關的浙籍從業人員超過十萬人，煤炭年產量5000多萬噸。其中3500多萬噸煤炭直接或間接銷往浙江。
一位參加省、市、縣調查座談會的煤礦投資者告訴本報記者，政府部門主要是了解煤礦投資者返回溫州的經濟損失與社會影響有哪些，金融辦、銀監局則關注涉及煤礦投資的貸款與投資規模有多大。
浙江銀監局調查發現，溫州人在外經營煤礦由來已久，近幾年煤炭行業的高額利率吸引溫州各個階層人員入股投資。大股東背后有許多小股東，小股東資金多來自親朋好友，形成民間“金字塔”式的融資方式。以平陽縣水頭鎮為例，80％以上的家庭參與煤礦經營投資。
投資煤礦的林董事長透露，“民間紅股、紅子非常流行”。所謂“紅股”、“紅子”，也就是民間高利貸。比如，左鄰右舍借1000萬元給你投資煤礦，一年不管虧損還是盈利，利息可能就要達到500萬元。這種借貸資金成本非常高。
省銀監局調查，溫州商人在全國各地投資經營的煤礦以小煤礦居多，且大多數是地方國有煤礦和鄉鎮煤礦，在礦產資源整合中成為首當其沖的整合對象。尤其是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及煤炭行業政策不斷調整以后，溫州部分把用于主業再發展的資金投資到煤礦企業出現經營困難，資金鏈風險顯現。
溫州商人用于省外煤炭經營的貨款部分是通過“個人經營性貸款”方式發放的，主要以保證、抵押、聯保為主。可在實際操作中，部分貸款的擔保人與借款人同樣從事煤礦投資經營，甚至是煤礦股東，自身面臨重組困境。這種關聯擔保使得部分投資煤礦貸款的第二還款來源缺乏根本保障。
據中國人民銀行杭州中心支行調查，溫州投資省外煤礦的500億元民間資金將損失150億元左右，主要是資產評估損失、停工停產損失，以及機會成本與社會就業的損失，從而影響民間資金安全、區域金融穩定與民間投資行為等。
這份調查報告指出，溫州商人省外投資煤礦的部分礦井因資源有限，評估價值低于投資成本。部分礦井多次轉手，隱性投入大，成本高，在資產評估中難以計入成本。部分礦井資產評估低于市場實際價值；資源整合中大部分煤礦處于停工停產，每個礦井日常仍需要大量人力、財力與物力維護。否則，煤礦無法運轉甚至報廢。
經歷2005年、2008年兩次省外投資煤礦高潮后，目前大部分回鄉的溫州商人表示：“拿到補償款后，將退出煤礦投資市場，尋找新的領域”。
“炒”字外號讓溫州商人很受傷
“倒霉”與“倒煤”成為最近從迪拜與省外返鄉溫州商人的口頭語。阿聯酋溫州商會陳志遠說，“溫州充足的民間資金是國家改革開放的碩果。任何事情先做總比后做好，不可避免的是，先做的人要比后做的人擔當更大的風險”。
溫州鄒姓商人向本報記者吐露心聲，“炒房團、炒煤團等帶炒字的外號讓我們很受傷。”他認為，溫州商人之所以容易成為媒體吸引眼球與社會“妖魔化”對象，是因為他們一直行走在市場與政策的“模糊”地帶。
計劃經濟時代，政策不允許民間“雞毛換糖”，但溫州人偷偷摸摸借此走遍了千山萬水。從此以后，地下錢莊，炒房、炒煤、炒小水電站等領域，一直活躍著溫州民間資本的身影。
在國家壟斷行業或央企占據主導地位的行業，溫州民間資本根本就沒戲，溫州商人進入的幾乎都是有一定資金門檻與較高回報率，政策不十分明朗，市場有欠規范的領域。久而久之，他們這種“抱團”投資與高調的行事方式自然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
詹崇樓介紹說：“溫州民間資本很少投資股市，股神都把握不好，何況普通老百姓？”因為股市的回報率多數難以超過百分之十，且賠多賺少，一旦出現異常交易現象，證監部門能很快發現并查處。期貨更是溫州商人避之唯恐不及的一個領域。實際上這兩個領域相對比較規范，溫州民間資本不敢貿然投機取巧。
溫州民間資本不遠萬里“飛至”迪拜樓市，為的就是百分之百甚至更高的投資回報率。溫州商人省外投資煤礦高峰期，一方面是國家經濟快速發展，能源供應緊張，價格不斷攀高；另一方面是產煤地資金較為匱乏，迫切希望外來資本參與中小煤礦建設，滿足煤炭市場需求。與此如影隨形的是，國家煤礦資源整合新政不斷出臺，但他們一心只想盡快產煤賣錢，與政策“賽跑”。
有人認為溫州民間資本“只會埋頭拉車，不會抬頭看路”。但浙商資本投資促進會副會長兼秘書長蔡驊表示，“草根經濟”總會長大成林，游牧民族終究會過上“定居”生活，溫州民間資本現已進入“三十而立”的脫胎換骨期。
“寧為雞頭，不為鳳尾”。浙江澤大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主任王小軍說，“溫州商人到了反思資本出路的時候。我們能不能做到不過分地追求高額回報，做到理性輸出與可持續發展？”
美國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產業升級過程中，以私募基金的方式讓社會民間資金進入資本市場，投入到國家鼓勵的產業與行業，在為“游資”找到出路的同時，更為產業順利升級換代提供可靠的資金保障。
2004年以后的宏觀調控以及2008年世界金融風暴中，浙江中小企業接二連三地倒閉，其中不乏民間資本的“推手”。王小軍律師舉例，銀根緊縮，企業資金鏈“缺血”就用“高利貸”補充。每天千分之三的利息令借貸企業不堪重負，“追求暴利投機不可持久”，結果兩敗俱傷。
周德文說：“溫州民間資本一直在政策調整壓力與市場競爭壓力的夾縫中求生存。這種百折不撓，敢闖勇為的精神不會過時，但在投資細節與方式方面有不少值得總結經驗教訓的地方”。首先，“雞蛋”不能全部放在一只籃子里，應合理分散投資，規避市場風險。
其次，既要防范市場風險，更要提高預見與防范政策性風險的能力、措施。溫州商人常說“投資風險我不怕”，壓根兒就缺少政策性風險的意識。
第三，破解溫州民間資本外溢投資過程中政策、市場信息不對稱問題。據了解，不少溫州商人到省外、國外投資，進入某一個行業領域，常常是一兩個熟人、朋友在某地，大家就紛至沓來落地生根，鮮有從官方、半官方組織機構獲得準確的產業政策導向。
據悉，浙江省政府經濟技術協作辦公室、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等部門已經明確表示，將進一步加強國內外浙江商會等民間組織機構、社團的建設，加強對浙江商人投資政策與市場信息的溝通與共享，理性引導浙商“跳出浙江發展浙江”，“跳出浙江反哺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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