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 關于“中國模式”及其意義
國外學者認為，用傳統的社會主義理論或西方自由主義理論都難以說明中國的成功。于是，便出現了種種解釋。幾年前，“北京共識”比較流行，近來“中國模式”或“中國道路”受到關注。
●美國高盛公司高級顧問喬舒亞·庫珀·雷默：“北京共識”的核心是一個國家應該根據自己的特點進行發展
一些國外學者認為，中國通過艱苦努力、主動創新和大膽實踐，摸索出一個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模式。2004年，美國高盛公司高級顧問、清華大學教授喬舒亞·庫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提出了“北京共識”理論。他認為，“北京共識”的核心是一個國家應該根據自己的特點進行發展。就中國而言，發展的三個基本定理是：(1)艱苦努力、主動創新和大膽試驗；(2)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利益；(3)循序漸進、積聚能量。
一些學者認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不僅適合中國，也是適于追求經濟增長和改善人民生活的發展中國家效仿的榜樣。墨西哥學者杜塞爾·恩里克認為，“北京共識”與以新自由主義為核心的“華盛頓共識”不同，政府在其中發揮了積極作用，即根據發展情況，不斷在實踐中總結經驗，不斷對政策措施進行修正。墨西哥和拉美國家盲目采用新自由主義理論，造成了可悲的結果。“北京共識”值得發展中國家學習。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中國模式整合了各個方面的動力機制，因此成為中國高速發展的基礎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認為，中國模式是一種混合模式，既不是蘇聯模式，也不是西方模式的延伸；既否定了蘇聯的完全公有化模式，也破除了西方的極端私有化模式。它整合了各個方面的動力機制，因此成為中國高速發展的基礎。中國模式是國際最優經驗和中國本身實踐結合的產物，既有世界性，也有中國性。因此，在討論中國模式時，光強調國際性或者光強調地方性(中國特色)都不是很科學的。
●俄羅斯經濟學院教授弗拉基米爾·波波夫：中國的發展模式，或者說東亞的發展模式，對所有發展中國家具有無法抗拒的誘惑力
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中國問題專家皮沃瓦羅娃認為，中國模式是“以社會經濟發展為導向、受國家調控的市場經濟模式，這一模式是與世界潮流相一致的。”俄羅斯經濟學院教授弗拉基米爾·波波夫指出：“中國的發展模式，或者說東亞的發展模式，對所有發展中國家具有無法抗拒的誘惑力，因為這種模式引發了世界經濟史上前所未有的一輪增長……這種模式與美國開出的新自由主義經濟處方可謂背道而馳。”
●俄羅斯學者米哈伊爾·季塔連科：中國改革開放理論提出了解決中國國內和國際發展之間的社會經濟矛盾和不同文明沖突的最佳模式
多數學者逐步認同，中國模式的核心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體制的結合，是“看得見的手”與“看不見的手”的結合。因此，它既克服了傳統社會主義的缺點，又避免了傳統自由主義的弊病，值得發展中國家乃至西方發達國家學習借鑒。俄羅斯學者米哈伊爾·季塔連科認為，中國的經驗可以成為縮小南北差距、打破“金元帝國”對世界格局壟斷的基礎。中國改革開放理論避免了社會主義危機，提出了解決中國國內和國際發展之間的社會經濟矛盾和不同文明沖突的最佳模式，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在國外學者看來，“中國模式”具有以下幾個明顯特點：(1)中國模式具有特殊性。中國的成功在于選擇了適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道路。(2)中國模式具有包容性、兼容性和創新性，它努力把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把經濟高速增長與社會全面發展協調起來，把政府宏觀調控與市場微觀運行結合起來，把效率與公正協調起來，把傳統與現代結合起來。(3)中國模式強調發展的人民性。“華盛頓共識”的目的是幫助銀行家、金融家，而“北京共識”的目標是幫助普通民眾，強調以實現絕大多數人的利益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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