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探索者
所有上述改革內容都有原則要求，即按照中央部署，從天津濱海新區實際出發，先行試驗一些重大的改革開放措施，探索新的區域發展模式，為全國發展改革提供經驗和示范。
同時兼職南開大學城市與區域經濟研究所教授、博導的郝壽義，更愿意結合學理去分析方案出臺的背景。
“過去我們的改革一般是自上而下的，更多是經濟方面的，也更多是單項推進；但改革推到一定程度，單純進行經濟體制改革是不行的，需要綜合配套考慮。”郝壽義說這也是各新區改革推進的共同出發點。
他還特別解釋了濱海新區作為全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與浦東新區、成渝試驗區的差異。
他指出，由于上海經濟較為發達，基本上定義為后工業化典型，所以國家在此開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綜合配套改革試點，目的是建立高端服務業，促進經濟的升級調整。
而天津還處于重工業中期，目前已確定8000多個重要工業項目，在這個區域重化工業的發展相當重要，由此就涉及到生態的保護、科技的創新等，故國家在此開展的是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而成都和重慶則是城鄉一體化試驗區。
由于天津的改革涉及到金融體制，上海有關方面曾與天津專門商討過在金融市場可能存在的競爭。郝強調，與上海不同，濱海新區的金融服務主要是為制造業和研發轉化基地提供金融支持。
郝壽義還表示，不擔心濱海與附近曹妃甸港區的關系，“從國外成功經驗看，一個新區要發展，必須在其周邊形成若干個差不多的‘伙伴’，城市群間可以互相促進”。
郝坦言，盡管即將出臺的10個重點內容60個改革項是明確的，但并無具體實施方案可借鑒，需要自己去探索拿出可行性方案，并向國家申請具體制度。這就對當地政府、各利益主體提出更大的要求。
郝壽義稱，濱海新區改革推進最大的障礙來自于觀念，“深圳上海的觀念是‘我要改’，而天津更多可能是‘要我改’，下一步需要更主動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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