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漸成熟的宏觀調控給人從未有過的信心，加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使越來越多的人堅信，無論遇到什么樣的波瀾，未來中國經濟都將繼續穩健騰飛。
近日有預測說，即將公布的9月份CPI漲幅有較大可能超出8月份，緊接著政策面會在適當的時候發生一定變化，貨幣政策調控力度會加大。隨著豬肉價格的企穩以及央行連續加息的效應，業內經濟學家普遍估計CPI漲幅或于今年9、10月份見頂，隨后增速將放緩。
經濟向上飛 拽好手中線
這些年來，高速發展是中國經濟且喜且憂的現實。面對龐大而復雜的經濟體，面對從偏快轉向過熱的趨勢，秉持科學發展觀的決策層把握著明確的方向，從根本上穩定了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的基本格局。
以股市為例，從2004年1月31日出臺“國九條”提出“要積極穩妥解決股權分置問題”以后，2005年4月29日證監會正式啟動了股權分置改革試點工作；同年年底，新《證券法》出臺；鼓勵證券投資者、保護基金的舉措緊隨其后，權證也重返市場；2006年初，《外國投資者對上市公司戰略投資管理辦法》和《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管理辦法》正式發布；沒過半年，“新老劃斷”和“全流通”正式啟動……一系列激勵投資的政策使持續在低位盤桓的中國股市，從2006年1月4日的1163點起步，以單邊上行之勢穩步攀升。中國股市開始步入良性循環。在經歷了漫漫“熊”途后，一方面是投資者覺醒，一方面則是管理層摸到了調控的按鈕。5年前，常常會聽到經濟學家關于“委靡的股市與高速增長的中國經濟形成強烈對比”的質疑。而現在，面對投資不斷出現的新的冷熱不均，或調整印花稅，或調整利率，管理層不斷地進行糾偏。
一位企業界人士談起對調控的理解時舉了這樣的例子：風箏為什么會在天空翱翔？那是因為它找準了風向，借助了風勢；同時，放風箏的人牽著風箏線迎風奔跑，不停地拉動手中的線來調整風箏向上傾斜的角度。有了這根線，風箏飛得再高，也可控可調。的確，要讓經濟運行保持穩定向上勢頭，回避不了各種阻力。而近年來中國經濟之所以能保持旺盛的上升勢頭，是適時出臺各種宏觀調控政策，恰如拽好了手中的風箏線。
根治過熱病 市場開藥方
發展離不開調控。但調控能否成功，取決于它是否符合市場規律。
為了抑制貨幣投放和過度的信貸投放，僅2007年就曾5次調整利率，7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這種“微調”的辦法，可以避免劇烈調整可能帶來的波動。這種基于市場的科學的調整讓中國經濟發展狀態走向合理成熟。
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宏觀經濟出現了三次較大起伏，隨之經歷了三次時間集中、規模和力度較大的宏觀調控。第一次是1993年到1996年；第二次是1998年到2002年；第三次則是2003年開始至今的新一輪宏觀調控。中共中央黨校經濟學部副主任韓保江認為這一輪宏觀調控尤其可圈可點。“作為轉型期國家，中國政府把匡正市場機制的盲目性、滯后性作為分內之事。5年來頗有心得的宏觀調控，成為中國經濟平穩快速增長的有力支撐。”韓保江指出，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宏觀調控在不斷校正經濟發展方向的同時，也在不斷調整著經濟增長的“溫度”，因而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沒有宏觀調控就沒有今天平穩較快增長的經濟奇跡；沒有宏觀調控，就沒有今天“坐四望三”的GDP總量。
而就在上月底，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在分析當前國內經濟形勢時指出，中國經濟形勢總體良好，但經濟運行中投資增長過快、貿易順差過大、信貸投放過多等問題依舊突出，并且還出現了通脹壓力和資產價格持續上升等問題。會議提出應適當加大政策調控力度。
近年來，對于發展中出現的各種新問題，宏觀調控模式也在積極探索中轉變。有效的宏觀調控越來越多地依靠多種政策“齊頭并進”，而不再單純依賴于央行的“一指禪”。近期在控制房價時央行和銀監會聯手緊縮房貸，明確了綜合治理的調控思路，越來越多地打起了貨幣政策、財稅政策以及投資和產業政策的“組合拳”，從根本上解決經濟結構失衡問題，這正抓住了中國經濟過熱的病根。
經濟發展質量提高 協調性增強
成功的宏觀調控使中國經濟繼續在平衡中創造了經濟奇跡，國家統計局局長謝伏瞻對5年來新的戰略調整給予充分肯定：在經濟總量大幅增加的前提下，仍然繼續保持了年均近10%(9.76%)的增長，既消除了通貨緊縮，又沒有明顯的通貨膨脹，經濟發展的質量提高，效益改善，波動減少，協調性增強。
2001年我國正式加入WTO后，我國進出口貿易總額保持著年均28%的增速。至2006年，這些年共吸引外商直接投資3435億美元，累計出口33542億美元，進口29642億美元，其中加工貿易出口18240億美元，進口11962億美元，分別占出口和進口總額的54%和40%。對于內部治理，謝伏瞻認為有效的調控使微觀經濟主體活力增強。他分析道：《憲法》對產權的保護及《物權法》的出臺，使民營經濟發展具有法律保障；其次，大部分國有商業銀行完成股份制改造并成功上市，其他股份制商業銀行也紛紛引進戰略投資者，完善了治理結構，各類銀行的不良貸款率顯著下降，資本充足率大幅提高，內控能力增強，銀行為經濟服務的能力大為提高；資本市場逐步完善，歷史遺留問題基本化解，直接融資占比提高，資本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得到加強；政府綜合運用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產業政策和利率、匯率、稅收等經濟手段以及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調控經濟的能力增強，保證了經濟平穩快速健康發展。 （張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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