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和“七·七”盧溝橋事變70周年之際，溫家寶總理即將對日本進行的正式訪問的確是當之無愧的“融冰之旅”。
“破冰”固然需要膽略，但“融冰”更強調實質性的成果，人們都期待本次兩國領導人的會晤能夠開創一個富有建設性的合作戰略。
中日關系是否能擺脫政“冷”經“熱”的制約格局，抓住雙方首腦互訪的契機，是推動中日經濟關系發展所面臨的一個至關重要的挑戰。其中，中日兩國的經濟和金融合作關系對雙方來講都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
今天，區域間的金融合作是應對經濟全球化挑戰的一個十分重要的發展戰略。它在中日經濟合作關系中將顯示出越來越大的戰略意義。
“雙贏”的金融合作
日本積極倡導的東亞金融合作的戰略對日本經濟擺脫增長的瓶頸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日本經過高度經濟發展階段和利用技術及其生產管理的比較優勢，取得了經濟增長不可或缺的實物資本積累，但是，隨著老齡化時代的到來，資本積累會受到約束，如何將現有的實物資本轉化為金融資本是日本為今后可持續發展所需要做的“儲蓄”工作。從這個意義上，東亞金融合作為這種儲蓄開拓了十分理想的空間。
其次，步入老齡化時代后，日本對外依存的經濟結構將越來越明顯，無論是貿易和服務的提供，還是在海外市場上的資本運作，都會給日本帶來更大的匯率和金融風險，如果處理不當，就會直接威脅日本的發展模式，所以，東亞金融合作是日本規避風險的一個重要的制度保證。
再者，從日本政府所倡導的國家安全的戰略上看，日本在國際政治舞臺上的地位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東亞金融合作戰略是實現這種國際政治地位的媒介和物質保證。
中國在與日本的金融合作中也能解決一些燃眉之急。
隨著中國金融業的不斷開放，要保證匯率制度改革有條不紊地進行，我們所面臨的挑戰會越來越大，為了防范外部投機資本對我國金融體系的沖擊，我們需要和日本這樣有外匯實力的發達國家建立一個貨幣互換或一攬子匯率組合的防御體系。
其次，日本如何從過去以銀行主導的金融體系走向今天市場型間接金融體系模式，這其中的經驗教訓有很多我們值得學習和借鑒的地方。而且，中國金融體系的運行機制和日本有很多共同和互補的地方，加強金融業務的合作不光有利于各自金融體系的發展，而且更有利于兩國經貿關系的深入。
第三，人民幣匯率改革和人民幣的國際化，以及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更有很多需要我們借鑒日本經驗的地方，雖然目前出現了一種競爭關系，但是，我們還是需要對自己有一個客觀的認識。因為“權利”和“義務”總是被要求對等的，所以在合作中謀求發展是我們現階段應該采取的合理對策。
合作需要柔軟的方式
目前，清邁協議框架下的貨幣互換對中日兩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都有著十分積極的意義。
自從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爆發后，東亞受害國家都看到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處理資本賬戶下的貨幣危機和銀行體系的金融危機上存在著很大的缺陷，需要有一個更有效率的救助機制加以完善。日本政府當時就曾提出過亞洲貨幣基金的構想，主要是當受害國受到外匯流動性不足時，亞洲貨幣基金可以無條件地提供支援。后來因為美國政府和IMF提出了兩種標準容易導致道德風險問題而最終沒有得以實現。
事實上，清邁協議以一個更加柔軟的合作方式——貨幣互換，打開了解決防范金融危機的大門，使得后續的雙邊和多邊的金融合作有了實質性的進展。
另外，亞洲債券市場也是出于解決當初融資結構出現“幣種和期限”雙不匹配問題而提出的，這一發展構想也得到了很多國家的支持。
近幾年來美元持續的疲軟對美元主導的經貿關系和國際收支順差以及國家外匯儲備的結構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日本政府和學界倡導的亞元構想也得到了廣大東亞國家的關注。
東亞國家利用區域發展的活力和各自的比較優勢來克服外界可能發生的金融沖擊是無可厚非的，而且是一個多贏的結果。但是，由于這種合作是基于利益和風險分配機制不透明、不平衡，所以沒有像歐洲那樣有一個實質性的飛躍。再加上東亞國家政治、文化和經濟的多元化和分歧，使得這種合作趨向于更柔軟的方式。
但是，柔軟的方式并不意味著不進行實質性的合作，從這個意義上講，合作的戰略要比歐元區的合作更具有挑戰性。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正像溫家寶總理所說的那樣，“中日兩國是一衣帶水的鄰邦，有著地緣優勢和很強的經濟互補性，兩國經貿關系發展的潛力很大”。但是，中日金融合作最大的挑戰和困難根據以往的經驗和教訓，不在于解決合作問題的本身，而是在于如何把握“正視歷史、面向未來”的認識和有遠見及有誠意的努力和行動。 孫立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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