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后，我國國民經濟持續發展，綜合國力日益強大，國家地位迅速提高。與此同時，中國的貨幣——人民幣也重新喚起世界的注意。人民幣在周邊國家和地區流通范圍不斷擴大，人民幣在境外流通的現金量迅速增加，人民幣的國際信譽正逐步提高，人民幣有可能再一次成為國際貨幣中的“良幣”。人民幣難以遏制的強勢和國際地位的大幅提升或許正是在預示著世界經濟中心的再一次偏移，預示著世界經濟的重要一極正在崛起。抓住機遇，順勢而為，確立人民幣強勢戰略，應該是中國大國發展戰略的重要部分，對持續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至關重要。
學人新論馮冰
中國正在成為一個崛起中的大國。伴隨著中國的崛起，人民幣也正在往強勢貨幣發展，其強勢不僅表現在人民幣的持續升值，更表現在人民幣在國際上占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可以說，中國的崛起為人民幣強勢奠定了基礎。但是，與此同時，我們不應該忽視的是人民幣實行強勢戰略將有力地促進和支持中國的崛起。
事實上，強國無弱幣，這已經是歷史證明了的規律。當一個國家的經濟社會持續發展壯大之時，也是該國貨幣呈現強勢之機。縱觀歷史，經濟的強大必定造就貨幣的強盛，經濟霸權的更迭總是伴隨著國際貨幣的流轉，16世紀世界經濟的核心是意大利、19世紀英國獨霸全球，到20世紀美國成為世界強權。與此同時，貨幣領域也在風云變幻，16世紀意大利的達克托成為國際貨幣，19世紀達克托的地位被英鎊顛覆，到20世紀美元取代了英鎊。由此可見，正是強勢經濟支配著該國的強勢貨幣，主導著相應歷史時期的國際貨幣領域。中國的崛起與人民幣強勢的顯現同時出現并不僅僅是一種時間上的巧合。中國經濟長達20年的持續發展推動著人民幣逐漸走強，在強勁態勢下，人民幣正在走出國門，成為區域范圍內的硬通貨。
然而，另一方面，貨幣戰略安排對于經濟的發展也是至關重要的。如果不能選擇正確的貨幣戰略，就會對經濟產生負面作用，甚至阻礙經濟的正常發展。
幾千年前，我國最早的經濟學家管子就指出了貨幣戰略的重要意義。“乘馬之準，與天下齊準”，“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天下高我下，則財利稅于天下矣”，“天下高，我獨下，必失其國于天下”(管子：《乘馬數》，《地數》)。“乘馬”本義是四匹馬的意思，被引申出來代表貨幣的價值，也就是說一國單位貨幣能夠購買的實際物質的數量。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使用的貨幣是不統一的。管子的意思是說一國單位貨幣的購買力不能比其他大多數國家同等單位貨幣的購買力低，否則就會把利益送給別的國家，甚至于會造成亡國的嚴重后果。這里管子提出了兩層含義：一是國際市場上(當時的各諸侯國比較接近于國際市場)實行的“良幣驅逐劣幣”的貨幣規則；二是貨幣弱勢戰略不利于國家的強大，會使國家利益流入其他國家。
古代中國貨幣就曾經是當時的“良幣”。在長期的對外貿易和文化交流中，獨具特色的中國錢幣大量流向周邊國家和地區，從而成為東方的國際通用貨幣，在古代東方世界形成了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東方貨幣流通區域。在朝鮮，出土了大量的齊國貨幣以及漢、宋、明的貨幣；在越南出土了許多兩漢至六朝的錢幣；在南方的絲綢古道和北方的絲綢之路上，都不時有中國古代的錢幣出土。在日本，更是長期通用中國錢幣，秦漢時代的半丙、五株、大泉五十等銅錢先后在日本各地出土，出土的唐“開元通寶”等鑄幣計有5萬枚以上，宋明錢幣的流入更是不計其數，使日本國內呈現出中國錢幣獨占貨幣流通市場的局面。明治維新以前，中國錢幣在日本流通了一千多年，中國錢幣幾乎統治著日本的貨幣流通市場。
貨幣戰略選擇失誤，會對國家的發展產生難以估量的后果。17世紀以后，在西方列強迅速發展，走進工業時代的時候，我國的發展卻開始滯后。造成當時我國經濟發展緩慢的原因有很多，這里不一一列舉。本文想說的是當時貨幣戰略選擇的錯誤，對經濟的衰退具有重大影響。
17世紀開始，中國的貨幣也開始衰弱，中國的主要貨幣白銀持續貶值。當時美洲的白銀被大量開采。據統計，殖民地時期西屬美洲大約生產了10萬噸至13萬噸白銀，而這些白銀近一半流入了中國。白銀之所以流入中國，是因為當時中國存在巨大的貿易順差。荷蘭和英國的東印度公司用白銀購買中國的絲綢、瓷器等物品。葡萄牙人用白銀為日本、印度、中東及西歐市場購買中國貨。因為中國人銷售貨物時只收白銀。白銀流入的初始時期，對中國經濟產生了一些積極的影響：促進了中國商品經濟的發展，經濟處于擴張狀態；賦稅制度發生變革，實行“一條鞭法”，從實物和力役向貨幣稅轉變；貨幣體系發生結構性變化，由白銀和銅錢構成的貨幣體系運行穩定。然而，大量白銀持續流入，推動了通貨膨脹的產生，自康熙晚期開始，百物騰貴，物價持續上漲，居高不下。白銀的持續流入還支持了人口的擴張，18世紀末人口增長至清代以前人口最多時的3倍。
白銀之所以流入中國，還因為從白銀與黃金的世界比價看，白銀價格在中國大大高于歐洲。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寫道：“當歐亞初通貿易時，亞洲各國尤其是中國的金銀比價，比歐洲高得多，在中國及其他大部分印度市場上，純銀與純金的比價通常為十對一，至多也不過十二對一，而在歐洲則為十四或十五對一。因此，對于航行印度的歐洲船舶，一般地說，銀是最有價值的輸運品。新大陸的白銀，實際就是依著這種種關系，而成為舊大陸兩端通商的主要商品之一。”(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 ，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198—199頁)16世紀初，中國的金與銀比價是1∶6，而歐洲為1∶12，波斯為1∶10，印度為1∶8。18世紀中國的金銀比價保持在1∶10或1∶11，而歐洲為1∶15。世界各地的白銀再次爭先恐后地大量地輸入中國。通過套利，歐洲商人在中國獲得了巨額利潤。
美洲白銀的流入支持了中國經濟的擴張。但正是這種生產和人口的擴張形成了1800年以后長時期的發展阻力。人口和收入的增長以及經濟和社會的兩極分化造成了越來越大的資源壓力，限制了社會底層的有效需求，使中國比其他地方更容易獲得廉價勞動力，從而缺乏對節約勞動力的技術發明的需求和沖動，失去了轉化的契機，生產和貿易也隨之衰退。相反，歐洲人借助美洲白銀進入興旺的亞洲市場，從中獲取了巨額利潤。同時，由于他們的人口-資源比大大低于亞洲，高工資促使人們為降低生產成本而發明和利用節約勞動的技術，從而造成了擴大世界市場份額的新機會。到19世紀時，中國對其他國家持續幾個世紀的貿易順差，使西歐國家極力尋找能賣給中國的商品，最終它們找到了鴉片，并通過鴉片戰爭等一系列戰爭和不平等條約改變了對中國的逆差，也逐漸把中國帶入了屈辱的近現代。
貨幣購買力的不斷下降，加上匯價不穩定，阻礙了中國近代經濟的發展，加劇了社會的動蕩。從1820年-1950年，世界經濟開始以比較快的速度增長，而中國的經濟增長率為負。
貨幣是有力量的。它有效地克服了物物交換的需求和時間的雙重巧合，促進了商品的流通。布羅代爾曾闡述過經濟世界的中心偏移路線圖。歐洲金融史告訴我們，貴金屬作為主幣，也是順著這條路線圖行進的，而且是先于經濟中心偏移之前到達。1202年威尼斯的達克特銀幣、1609年阿姆斯特丹金幣、1716年的英鎊都成為世界經濟中心轉移的開路先鋒。
改革開放以后，我國國民經濟持續發展，綜合國力日益強大，國家地位迅速提高。與此同時，中國的貨幣——人民幣也重新喚起世界的注意。人民幣在周邊國家和地區流通范圍不斷擴大，人民幣在境外流通的現金量迅速增加，人民幣的國際信譽正逐步提高，人民幣有可能再一次成為國際貨幣中的“良幣”。人民幣難以遏制的強勢和國際地位的大幅提升或許正是在預示著世界經濟中心的再一次偏移，預示著世界經濟的重要一極正在崛起。抓住機遇，順勢而為，確立人民幣強勢戰略，應該是中國大國發展戰略的重要部分，對持續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至關重要。 (作者單位：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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