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國內外陸續出版了一些有影響的客家研究著述，對推進客家學研究的深入發展起了重要作用。然而，客家這一課題涉及的方面相當廣博，不僅許多問題尚無定論，而且還有不少的空白點，有待進一步做深入研究。應當說，晚清是客家人發展的重要階段，此時客家人出現許多新的特點。對此，筆者曾先后過發表兩篇有關晚清客家的論文。1在談及客家特性時，曾提及客家與民間組織問題，但并未能充分展開。此后，一直未見學界同仁有相關論述面世。現就客家與晚清民間結社問題做一專題論述，意在拋磚引玉，敬候專家學者賜教。
首先需要回答是，何謂民間結社？換句話說，即民間結社的概念是什么？因為只有將民間結社的概念界定之后，才能使我們有進一步探討問題的基礎。我們這里所謂的民間結社是指：自發的、非官方的、民間的社會群眾團體。這種團體通常有自己的政治主張、經濟利益、組織形式、活動方式等。晚清時期，客家人的民間結社的情況如何？其對社會的發展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其發展情況如何？這是需要我們下面做出回答的。
清朝是中國歷史上最后一個封建王朝，而晚清則是中國王朝制度最終滅亡的見證者。清朝晚期，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尖銳，帝國主義列強肆意橫行，戰亂頻仍，政治腐敗，經濟凋敝，內外交困，民不聊生，從而敲響了中國封建王朝滅亡的喪鐘。在這種劇烈的社會變革當中，客家人的社會生活也隨之發生了許多變化。其中最明顯是客家人中間出現一些政治觀點很明確的民間組織。相對來說，當時客家人中間的民間組織較其他人群比例要高。客家民間組織出現的這種情況，與客家人本身的特性有很大關系。
客家人有著很強的宗族觀念，盡管背井離鄉，輾轉遷徙，但始終不忘其姓氏宗族。正如有學者所說：“客家人在遷移和定居后為獲得生存空間，必須增強以血緣為紐帶的家族內聚力，而形成尊祖敬宗的共同心理。”2正是這種求同的心理，使得客家人更易于結成互助組織。
從明中葉始，客家人一直以建宗祠和修族譜來維系同一姓氏家族成員間的聯系。但是，到了晚清，客家人的宗族觀念有了進一步的變化，一種超出宗族觀念的較高層次的團體精神，在客家人中間逐漸擴展開來。這主要表現在客家人中間出現許多非一族一姓的民間組織。這些民間組織，在人員構成方面已不僅限于某一宗族，而往往是以某地區同鄉會的形式出現。這些民間組織，帶有鮮明政治目的。于是，世人通常稱之為“會黨”。當時，國內以沿海廣東、福建等地客家民間組織最為活躍。其中較有影響的組織有廣東歸善(今惠陽)鄭士良領導的三合會，3新寧(今臺山)李自重與李是男等組織的聯志社， 4梅縣人謝逸橋、溫靖侯等人組織的松口體育會，5等等。這些民間組織不僅主要領導者是客家人，其中大部成員也是客家人。例如，三合會首領鄭士良為歸善的客家人；歸善鄭氏，先世系出河南滎陽。6聯志社的二李，其先世均系出隴西的李唐后代，后輾轉遷寧。7松口體青會的謝逸橋為梅縣客家人，族系出自東山(今浙江紹興)，遠祖屬于陳留(今河南開封東)；8溫靖侯是著《嘉應州志》的客家人溫仲和同族人，溫氏為客家不言而喻。
這種地緣組織不僅出現在福建、廣東等地，而且在東南亞各國的客家人中間也很盛行。如這一時期，新加坡出現不少客家人的地緣組織，其中有許多以會館形式出現的。諸如應和會館、茶陽會館、惠州會館、豐順會館、永定會館等。又如，馬來亞有嘉應會館、惠州會館、茶陽會館、應和會館等。9從單一的宗族組織向范圍較大的地緣組織轉變，這是晚清客家民間結社的一大特點。以地緣為紐帶結成的民間組織，其對當時社會發展所產生的影響遠比宗族組織大得多。
一般來說，客家人中的民間組織通常帶有強烈地反抗精神。這是由于客家人在長期輾轉遷徙中，不斷與惡劣的生存環境做斗爭，從而造就了客家人特有的堅忍性和反抗精神。早期客家人為了生存，不斷與徙居地的地方勢力抗爭，故經常發生與當地土著的械斗事件。10在這種外力壓迫之下，客家人的組織更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客家人這種帶有強烈地反抗意識與團體精神相結合，所產生的能量是巨大的。19世紀中葉，廣西金田爆發了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其組織和發動者，即廣東花縣客家人洪秀全。他就利用拜上帝會這一組織形式，發動這場革命的。當時，不少客家人參加了這場革命運動。太平天國失敗后，“尤其是在廣東和廣西——清庭(廷)對客家人的壓制，是非常嚴厲”。11部分參加太平軍的客家人被迫外徙東南亞，一部分則隱于鄉間繼續從事反清活動。兩廣會黨當中有不少人曾與太平天國發生過直接或間接的聯系。孫中山在初期籌劃革命時，已經注意到這一反清力量。他曾說過： “兩粵之間，民氣強悍，會黨充斥，與清政府為難者，已十余年，而清兵不能平之，此其破壞之能力已有余矣。”12孫中山所謂的“會黨充斥”，正反映了當時民間組織活動頻繁。這其中不乏有許多以客家人為基本群眾的民間組織。客家民間組織大多已經從以往較狹隘的爭取經濟利益，而發展到“與清政府為難”的更高層次的團體。
晚清客家民間組織越到后期，其反抗清朝統治的斗爭目標日益明確。首先，不少客家民間組織利用輿論宣傳以闡明其組織的政治主張。廣東香山(今中山)客家人鐘榮光，于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在廣州創辦《可報》，并結交鄭士良等進行反清活動。次年又創辦《博聞報》和《安雅》，進行革命宣傳。廣東歸善客家人歐渠甲，于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在日本橫濱著《新廣東》一書，“這是一本鼓吹廣東自治，對全國革命起了促進作用的小冊子”。13廣東潮陽客家人林義順，流寓新加坡，在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出資翻印鄒容的《革命軍》一書，易名為《圖存篇》，秘密輸人潮州、梅縣等地，進行革命的輿論宣傳活動。他在光緒三十年（1904年）又與福建人陳楚楠、廣東人張永福創辦《圖南日報》，用以宣傳革命。廣東番禺客家人潘達微，于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與高劍父等人在廣東創辦《時事畫報》，該刊以“攻擊滿洲政府，示革命方向”為目標。14此外，香港發行的《廣東日報》等革命報刊也起到推動廣東革命的重要作用。據有關專家統計，“辛亥革命爆發以前，革命黨人先后在廣東辦的報紙就有十六七種之多。”15這其中有一些是客家組織創辦的，大概不會有問題。
晚清時期，客家民間組織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即從分散的小團體向集中的大團體轉化。這種團體不僅人員多，而且往往是跨地區，甚至是跨國界的組織。
由于地理位置等因素，閩、粵、滇、桂等地與東南亞各地聯系較為密切。當時，大批華人移民海外。廣東很早就有人僑寓東南亞。16 19世紀中葉，英國殖民主義者割占香港之后，“都市初建凡百維新，需要大量人力；因之廣東人士來此經營工商各業者與日俱增，就中亦多客家人士”。17香港不僅成為內地南下謀生的地區，也是前往東南亞等地的中轉站。據有關資料統計：“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夕，香港島約有5000中國居民。英國割占該島后，這里成為華洋雜處之地，人口迅速增多。到19世紀末，港英政府管轄下的香港島、九龍和租借地新界，人口逾36萬。成為亞洲人口密度較高的地區之一。”18這些新增人口，“極大數是由廣東前來謀生的男性青壯年，大體由‘本地’(廣州)、‘福佬’和‘客家’三部分組成”。19客家人移民香港的人數不少。
這一時期，由香港轉赴海外的人數也不斷增加。據統計，1890—1899年，中國移民每年離港人數是595028人，抵達香港是1072305人。20據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兩廣總督府的官方文件載：“廣東人稠地瘠，小民生計艱難，出洋謀食者多，現在富饒之家大半自外洋而歸。如汕頭一口，有委員稽查，每歲附輪外洋者四五萬，散處各島者何止數十百萬。”21清未到海外謀生的人很多，據學者蔡少卿說：“自十九世紀以來，約有兩千多萬華人遷徙分布到世界各地”。22這些華人主要集中在越南、新加坡、霹靂務邊埠（今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暹羅〈今泰國〉、緬甸等地。如當時在暹羅的華人，據美國學者施堅亞考證，“主要來自廣東省的臺山、順德、南海、香山、潮州和福建省的同安、泉州、漳州等地。此外，還有一部分海南、梅縣、興寧的客家人”。23在霹靂務邊埠的一些地區，也有許多來自福建、廣東的華人居住，有“閩人居埔頭，粵人居山頂”的說法。24
這些流寓境外的僑民始終關注著國內情況，與國內親友保持著密切的聯系。19世紀末、20世紀初，帝國主義列強加緊侵略中國，不斷逼迫清政府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作為沿海省份的福建、廣東、山東等地更是首當其沖，成為列強垂涎之地。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德國強迫清政府簽訂“租界膠州灣條約”，使山東成為德國的勢力范圍。同年，日本強迫清政府簽訂“福州口日本專用租界條款”，使福建省為其勢力范圍。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法國強迫清政府訂立“租借廣州灣條約”，把廣東劃為其勢力范圍。爾后，一些報刊登載了清政府將要割讓該省的傳聞，引起了廣大民眾的極大憤慨。面對腐敗無能的清政府，已經有越來越多的愛國志士開始尋找以武裝革命推翻清王朝統治之路。此一時期，海內外客家人聯系更加密切，一部分在海外的客家人中間的優秀分子紛紛回到廣東和香港，進行反清革命活動。例如，霹靂務邊埠華僑余東雄，新加坡華僑李炳輝、杜玉興、羅干，僑屬南洋的陳文襄、周華、黃世仲、溫生才，暹羅某報曾主筆陳景華，前文提到生于美國舊金山的聯志社李自重，越南華僑羅聯、羅仲霍、羅遇坤，印度尼西亞華僑羅福星，留學日本的羅坤，南洋華僑、后留學日本的林修明，出身香港富商的李紀童，生于澳洲的謝績泰等等，大都是原籍在大陸的客家人。他們在以后的反清革命運動中都起了重要作用，其中不少人獻出了生命。除了直接投身革命的志士外，大部分海外客家人采取捐款等方式支持國內革命。
總之，晚清時期，在中國面臨被西方列強割占危機的形勢下，使海內外廣大客家人聯系更加密切。這種客家人之間的關系，已經不僅僅是為了客家自身的發展，而是以國家的命運為紐帶。可以說，這正是客家人團結互助的特性在新形勢下的一種升華。因之，也正是這一時期，客家人為正義事業獻身精神達到了空前的程度。可以說，歷史進入晚清時期，客家人有組織的反清斗爭，日益走上更為明確的道路。以后，孫中山先生成立同盟會，許多原客家人的民間組織領袖都歸入其中，這對后來的反清革命發揮重要作用。
晚清后期，許多客家組織直接加入，或參與了孫中山領導的推翻清朝統治的革命運動。這一時期的客家民間組織，才真正開始從盲目走上自覺的武裝斗爭之路。
孫中山在早年一直在尋求一條救國之路。據孫中山自己說：“乙酉以后，余所持革命主義，能相喻者，不過親友數人而已。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祿，唯所稱下流社會，反有三合會之組織，寓反清復明之思想于其中。雖時代湮遠，幾于數典忘祖，然茍與言之，猶較縉為易人，故余先從聯絡會黨人入手。” 25初期，他僅靠“親友數人”的支持，力量太薄弱，難以成事。后來看到民間結社的力量，決定“從會黨人手”，即借助會黨的力量而發展自己的組織，建立一個掌握在自己手中的革命團體。當時，不少民間組織成分復雜、思想混亂，雖具有反清的一面，但缺乏民主革命的思想，不經過改造是不能成為革命的中堅力量的。于是，孫中山先從團結改造入手，做爭取民間組織的工作。光緒二十年（1894年）11月，孫中山在檀香山創建了第一個資產階級革命團體興中會，并確立開展以推翻清朝政府為目標的革命活動。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8月，在孫中山倡導之下，以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等組織為基干，成立中國同盟會組織。據《中國同盟會成立初期(乙巳、丙午兩年)之會員名冊》記載，參加同盟會的會員籍貫有(以原名冊順序)：安徽、貴州、浙江、陜西、河南、廣西、江蘇、湖北、云南、福建、直隸、廣東、山西、四川等地。而參加人數較多的四個省份是：湖南158人，廣東130人，四川127人，湖北124人。26興中會和同盟會組織的建立，標志著民間組織發展到一個嶄新的階段。興中會和同盟會成立之后，不少客家人及其組織加入其中。孫中山是廣東香山縣(今中山市)人，為客家后裔，這對客家人和廣東人具有很強的感召力。興中會的領袖和骨干幾乎都是廣東人，27而且其中有不少是客家人。
自興中會成立之后至辛亥革命成功(1911年)，這十幾年當中，廣東發生了旨在推翻清朝專制統治的武裝起義有七次之多。這七次起義是乙未1895年)廣州之役、庚子(1900年)惠州之役、癸卯(1903年)廣州之役、丁未(1907年)潮州黃岡之役和惠州七女湖之役、庚戌(l910年)廣州新軍之役、辛亥(1911年)廣州黃花崗之役。值得注意的是：起義的地點的選擇，基本上是以客家人居地為主。七次起義中，孫中山籌劃了六次。其中起義地點三次在廣州；另外三次：二次在惠州，一次在潮州。
清末，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主要集中在城市，尤其是“19世紀未到20世紀初，在廣東，資本主義性質的商品經濟有了比較迅速的發展”。28廣州又是廣東首屈一指的中心城市。因此，孫中山所說的廣州“為戰略所必爭”，29是有著政治和經濟原因的。誠然，這也包含著支持孫中山的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乙未廣州之役前，孫中山就提出“襲取廣州以為根據地”的主張。30此役失敗后，他又指示革命黨人“相率潛人內地，收攬所在之英雄，先據一二省為根本，以為割據之勢，而張勢威于四方，奠定大局”。31這個根本之地選擇在最南部的省份，“攻取粵桂滇三省為革命根據地”，32其中尤以“廣東為最善”。33孫中山在與宮崎寅藏的筆談中說：“在廣地，一月之內必可集山林剽悍之徒三四十萬。”34可見，他在廣東是有較廣泛的社會基礎的。早年追隨孫中山的胡漢民曾說過：“先生(孫中山)自為醫，于省澳之間，已以能惠恤貧人苦力稱。其第一日語余第，即曰：‘革命為除大多數人之痛.苦。’”35孫中山在家鄉“惠恤貧人苦力”，結交“下流社會”，36可見，他的著眼點是很廣泛的。孫中山也很關注廣東商人的情況，看到清政府的苛斂造成“商賈之怨毒，誠不能以此終古也!”37孫中山在從事革命活動時的資金，許多都是從廣東商人和廣東籍華商中募集的。因此，選擇廣州起義可以理解的。
三次廣州起義，天經地義。孫中山又為何在惠州和潮州發動三次起義呢?惠州和潮州是客家人居地，甚至可以說是純客家居地。孫中山十分熟悉廣東故鄉的情況，對惠、潮是客家人居地的情況也應當是了解的。因此，孫中山選擇潮、惠作為起義地點，并非是盲目之舉，而是利用客家人的力量。聯系這六次起義和興中會會員謝績泰策劃的洪全福廣州之役，參加者有不少是客家人，就不難理解了。如庚戌廣東新軍起義，其中主要領導者姚雨平、張醁村、林震、劉灝、羅熾楊、張我權、李濟民等都是嘉應州所屬州縣的客家人，何子衡、馬雄韜、丘錦芳、鄧醁、鄧拔、鄧挺、鄧鏗等均為惠州客家人。38廣州黃花崗起義犧牲的烈士，“其中有三十四名是客家”。39有關客家人在黃花崗起義中的作用，徐輝琪先生曾撰《客家志士與黃花崗起義》一文，40對此問題論述頗詳，不在贅述。總之，晚清的廣東革命運動與客家組織有著密切的關系。
晚清是客家民間組織人發展的重要時期。原來的低層次、宗族性的組織，已發展為目的明確的團體組織。此時客家組織出現了幾個顯著的特點：一是逐步從宗族組織發展到地緣組織。二是從經濟互助組織發展到政治團體。三是從分散的小團體發展到人員集中的大團體。四是從反抗地方勢力發展到目標指向清政府。五是從輿論宣傳革命發展到武裝起義。而且，這一時期的客家人組織與境外客屬僑胞組織的聯系更加密切。以后在孫中山有意識地吸收和培育之下，大批客家組織加人興中會和同盟會的組織，在以后推翻清朝統治的革命運動中起了重要作用。
1參見韓志遠：《客家人與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廣東革命運動》，載丘權政主編：《客家與近代中國》第108—126頁，中國華僑出版社1999年9月；韓志遠：《晚清廣東客家移民探討》，《贛南師范學院》2004年2期。
2孔永松：《略論明中葉以后客家的家族制的發展》，見《中國客家民系研究》中國工人出版社1992年版，第164頁。
3 三合會原宗旨為“反清復明”，鄭士良出任首領后追隨孫中山參加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4李新、韓信夫主編：《中華民國大事記》，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冊第8頁。
5《梅縣辛亥五烈簡介》，見《梅縣文史資料》第2輯，1982年版。
6參見丘權政：《客家與香港崇正總會》，中國華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7—130頁。
7 同上
8《陳留謝氏族譜》，見《寧化石壁》第34頁。
9許云礁：《客家人在東南亞》，見謝佐芝主編：《世界客屬人物大全》上冊，崇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96頁。
10日本外務省情報部：《廣東客家民族的研究》，引自程志遠編：《客家源流與分布》，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1994年版。
11小島晉治：《太平天國與客家》，見《世界客屬人物大全》崇文出版社1990年版上冊，第93頁。
12宋教仁：《宋漁父日記》，見《辛亥革命》中國近代史料叢刊（二），第210頁。
13史扶鄰著、丘權政、符致興譯：《孫中山與中國革命的起源》，中國社科學出版社1981版，第244頁。
14方漢奇：《中國近代報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冊，第508頁。
15邱捷：《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運動與清末民初的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6年版.第252頁。
16王柄南：《試論客家在東南亞的貢獻》，見丘權政主編《佗城開基客安家》，中國華僑出版社1997年版，第347頁。
17黃石華：《香港客家人士之貢獻與成就》，見《中國客家民系研究》，第8頁。
18余繩武、劉存寬主編：《十九世紀的香港》，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337—339頁。
19 同上
20同上，第351頁。
21《兩廣總督譚鐘麟為鎮壓廣州起義事附片》(光緒二十一年十月)，見《中山與廣東一一廣東省檔案館庫藏海關檔案選譯》，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85頁。
22 蔡少卿：《中國近代會黨史研究》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371頁。
23 Skinner. G.W.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 p.35.1962。
24 謝清高、楊炳南：《海錄》，咸豐辛亥刻本。
25孫中山：《中國革命史》，《孫中山全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7卷，第63頁。
26據《中國同盟會成立初期(乙巳、丙午兩年)之會員名冊》統計，見《辛亥革命史料選輯（上）第98—155頁。
27《孫中山與中國革命的起源》第47頁載：“在預定的軍事政變的前夕，在這個組織(興中會)中注冊的會員只有一百五十三名。這些人中，他們幾乎全是廣東人，其中差不多有半數(七十三名)是孫中山的同鄉。”
28《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運動與清末民初的廣東》第224頁。
29程潛：《辛亥革命前后回憶片斷》，見《辛亥革命回憶錄》(一)，第70—71頁。
30孫中山：《建國方略》，《孫中山全集》第6卷，第230頁。.
31宮崎寅藏：《三十三年落花夢》，上海出版合作社1925年版，第55頁
32馮自由：《革命逸史》，商務印書館上海1947年版，第5集，第118頁。
33宮崎寅藏：《三十三年落花夢》，上海出版合作社1925年版，第55頁
34孫中山：《與宮崎寅藏等筆談》，《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183—184頁。
35胡漢民：《胡漢民自傳》，見《辛亥革命史料選輯(上)》第160頁、第172頁。
36孫中山：《中國革命史》，《孫中山全集》第7卷，第63頁。
37《孫中山選集》上卷，第13頁。
38仇匯編：《廣東新軍庚戌起義資料匯編》，中山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18—24頁。
39日本外務省情報部：《廣東客家民族的研究》，引自程志遠編：《客家源流與分布》。
40見《佗城開基客安家》，第3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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