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友人寄贈《李寶權書法作品集》，披覽之余，思緒紛飛。
李寶權先生不是專業書法家，他的本職工作是公務員，從基層做起，逐步走上了領導崗位。同時，李寶權先生在工作之余，又不廢翰墨，臨池不輟，逐步形成了個人的書法風格。這二者之間，既有相互沖突，也有相輔相成，李寶權先生的書法經歷，就是在這樣的矛盾中展開的。
談李寶權先生的書法，不可能不談到他的官員身份。因為在當下，官員書法，首先就給人一種業余感，這是無需諱言的。然而，自古以來的書法大家，幾乎沒有例外地都是官員，這也是史實。書法是古代文人官員的基本功，特別是因為科舉取仕要求書法遒美，書法不美，基本上也就沒有進身之階。而不論文人還是官員，書法又同時是他們的工作手段和休閑手段。他們在工作中，在文化生活中，有意無意間地從事著書法活動，而在這一過程中，“引動天才”，個別人的藝術天才得以充分發揮，也便出類拔萃，成為書法家。
現在，隨著時代的變改，知識門類細化，官員、文人與書法的關系不再密邇。然而，如果還有相當多的官員，從小酷愛書法，盡管工作性質不允許他投入太大的精力，然而書法的種子一直種在心田。李寶權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否則，他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取得令許多專業人士稱羨的成績。
書法專業化是歷史的必然，然而它也有利有弊。利，即在于專業化之后，職業書法家會花更大的精力研究書法的技巧，打造個人的風格。而弊，即在于專業化之后，職業書法家的生活閱歷相對單一。中國文化藝術的一個典型特征，即在于綜合性。特別是書法，“書如其人”，“汝果欲學詩，功夫在詩外”，廣闊的社會，多彩的生活是書法的土壤，而書法家只有在社會中、在生活中多方體會，涵泳體察，才會獲得藝術品位的提升。即便是技術，發展到一定時間，技進乎道，進乎道的根據，即技巧與心性的統一。近年來，人們屢屢提到唯技術化的弊端，即在于書法家除了與筆墨紙硯打交道，相對遠離了更為重要的社會擔荷，從而弱化了理想因素和精神訴求，所以會產生技術熟練而作品缺乏打動人心的力量的現象。如果我們注意到像康有為、于右任、魯迅、毛澤東這樣的書法大師的作品，就會理解，他們書法中的精神指向，與其宏大的人生是相互表里的。這并不是說每個書法家都要去做官員，但是，至少，書法家應具備知識分子的使命和踐履，否則，區區紙上點畫，與匠人也便沒有多大的分別。有人曾經說過，如果從純粹技術的因素考察，那么書法與雜技相比，恐怕其技術因素奇、險、難，要相形見絀，那么，書法是何以成為國粹，何以成為中國文化核心藝術形式呢？還是傅山說得好，“做字先做人，人奇字自古”，精神因素，文化素養，是書法不可抽離的內核。
如果我們以這一角度去切入李寶權先生的書法，也許就會發現，他的書法是鮮活的、純粹的，是他的精神追求的寫照。因為他以書法為余事，而“游于藝”的精神，正寓于余事之中，從而，他把書寫置于了文人的本初位置。正如楊仁愷先生所說：
寶權同志的書藝，具備了“文人之心不竭”之慨！正是如此，從政才能“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作為書家“文人之心不竭”才能幻化出筆底的煙云卷舒，字里行間的氣象萬千。有此之心才會淡泊守志，才會有這丹青抒寫的高遠情懷。
其次，李寶權先生對古典的尊崇，值得敬佩。如果說《李寶權書法作品集》與一般的作品集有什么不同，我認為最大的不同在于，這其中大半都是臨古之作。盡管臨古的深淺有別，但他大量臨習古典，實證了他的閱讀量和練習量。相對于有些不甚臨帖，下筆便欲自成一體者，他顯然是敬重古典、向往古典的。
臨古是學習書法的不二法門。古人曾經說過，得古刻數行，專心習之，便足名世。一般的學書道路，要經過專——博——專的往復。入門的專，指深入一家，掌握基本技法。既而廣取博收，在不同書體、字體中吸取營養。正如孫過庭所說：“故亦傍通二篆，俯貫八分，包括篇章，涵泳飛白。”把不同書體、字體融會貫通之后，自然會形成自己的獨到的審美理想，從而產生一家之書，也就是煮百家米成一鍋粥。這時，學習的一個周期基本完成，進一步則是不斷往復，以期于人書俱老。李寶權先生雖然少時即受傳統文化的熏陶，卻“無心做書家”，沒有走過于規范的道路，而是每日聞雞起舞，“漢魏碑帖無所不讀，真、草、隸、篆、行無所不寫”。的確，《李寶權書法作品集》中，甲骨文、金文、小篆、隸書、章草、魏碑、唐楷、行書、草書，無所不包，而且動輒通碑通帖，朝勤夕惕之功，令人贊嘆。由是令我想到蘇東坡所謂的“八面受敵”讀書法。蘇軾說：“書富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爾。故愿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圣賢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跡故實典章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仿此。此雖迂鈍，而他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也。”我想，李寶權先生也不會是為臨而臨，而是每見法書，感到其精彩，不能自已，也就產生了臨寫的沖動，產生了臨寫的毅力，這也就是李寶權先生說的“修德延賢”。數十年這樣積累下來，無意于造就什么，反而積累得更加深厚。這樣，當他一時興起，偶有所作，運用起來時，才會左右逢源。
實際情況也正是如此，在長期的用心積累，乘興揮毫過程中，不期然而然地，李寶權先生形成了自己的審美格調和擅長書體。
我認為，李寶權先生的審美品格是博大、雍容、自然、率真。他不論做何體何書，均能中宮寬廓，松靜靈動，絕無造作，略無拘滯。他臨古而不泥古，如讀書不會“老于句下”。老子說“治大國如烹小鮮”，即能駕馭之謂也。也許，他這一駕馭之力，來于長期從政的思維積淀。同時，他不刻意為書，因而能夠做到率真。如果過于求好，或縛于功利之心，則反而不免呆板。這也是心性所至。“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發于本心的書寫，也許不盡人工之巧，然而自有一段心性的彰顯，反難于追尋。胡小石先生曾經向乃師李瑞清請教，做書何以能佳。清道人說，不求別人說佳則佳矣。胡小石先生說，當時聞之悚然去，過后多年，才悟出了個中道理。其實，不求別人說佳，也便摒棄了功利之心，真善美的天然追求，才會罄露無遺。比如集子的后記，信筆點染，勾畫涂乙，然而其中一股文氣，汩汩而出，字里行間，也便勃勃有生機。
就書體而言，我認為李寶權先生雖然五體兼能，而最讓人矚目者，當是章草和隸書。其章草當從明人立基，遠紹漢代，亦取近人，既古亦今，非古非今。與習見的章草相比，他不苛細于點畫的形態，也不拘束于結構的緊致，于點畫則縱筆直書，于結構則蕭散隨意，尤其小幅作品，筆沉墨厚，文質彬彬。周俊杰先生曾說過，章草是草書的味精，可以使作品遠俗情而近風雅，李寶權先生的章草，正是如此。李寶權先生之所以能在章草中有所開掘，并不僅僅因為于此體用意偏多，而是得益于他的篆隸修養。他對三代甲金的熟悉，會自然支撐他的章草，因為章草脫胎于隸書，若自晚近書體上溯，則不免揣度失古，而站在篆隸基礎之上，則順理成章。這也是李寶權先生長期研精篆素的收獲。李寶權先生隸書的情況也是這樣，他在長期臨習過程中，可能無意打造什么面目，然而，寬博、率真的審美理念支撐著他的臨池實踐，使他不經意間形成了一種風貌。他的隸書簡靜平實，結體疏朗，遠之則漢碑的風味，近之則伊秉綬的格調。
當然，我無意說李寶權先生的書法已經達到了繼承創新的全部要求，至少，他為當代創作提供了一個個例，特別是脫落功利的純粹性，以及對經典作品的全面學習方面，值得借鑒和研究。李寶權先生又署硯農，而天道酬勤，有一分耕耘，自然有一分收獲。（孟會祥: 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著名書法家、書法導報社副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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