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不是死了，就是比我病得還厲害”
——對話楊憲益
人物周刊：回望一生，您對命運抱何態(tài)度？
楊憲益：我無所謂，我不信命運這些東西。不過大家都說，算命的還算得有點道理：我幼年喪父，我兒子后來也去世了，很長一段時間我是家里惟一的男丁，所以在香港他們把我的一個自傳叫《白虎星照命》。
人物周刊：在您的自傳里，算命先生出現(xiàn)了不止一次。你騎著阿拉伯馬在埃及沙漠夜游的時候，有一個會算命的向導憑你在他掌心里做的記號道出了你的未來。他說：“在大西洋有一位美麗的金發(fā)少女正在為你憔悴，你們尚未相遇，但不久將會見面。”這和您后來的經(jīng)歷很相似。
楊憲益：對，這事就發(fā)生在我認識我愛人之前一兩年。很奇妙，但我還是不相信命。
人物周刊：乃迭這個名字很美，這個中文名字是怎么來的？有什么特別的含義嗎？
楊憲益：那是我翻譯的，就是簡單的音譯。她名字叫Gladys，把它翻成中文，就變成乃迭了，沒什么特別含義。我從小是冷冷清清一個人，家里只有我一個男孩。乃迭，就是希望家里人多一點，熱鬧、興旺一點。
人物周刊：說說《紅樓夢》吧，跟《離騷》可不可翻的問題一樣，《紅樓夢》翻成另外一種語言，可能難度也很大吧？里面那些多諧音的伏筆、暗示、隱喻……
楊憲益：也有可以解決的，在英語里找到相對應的，能翻譯的就翻譯，解決不了的就加一個注解。當然，能解決得了的只是少數(shù)。毛主席當時的意思是《離騷》應該翻不了，我覺得什么東西都可以翻。
人物周刊：您妹妹說：“我哥哥最高興的事，就是別人說沒有戴乃迭他翻不了那么好。”是這樣嗎？乃迭對于您的翻譯事業(yè)幫助非常大是嗎？
楊憲益：我說這個是因為她的英文應該是比我好，畢竟她是英國人，小時候在中學也是一個好學生，從小就讀許多莎士比亞。我剛剛開始中翻英的時候，那時她的中文還不行。我就先翻譯初稿，她給我改改，加加工。我們兩個人在翻譯上的合作都是這個樣子，后來一直都是這個模式。以后她的中文也可以了，有時候她自己一個人翻譯。我就看一看有沒有錯誤。
人物周刊：戴乃迭的性格是怎樣的？你們倆一輩子都很默契？
楊憲益：我們兩個人從沒有因為什么問題紅過臉。不過，我兒子去世以后我們倆都很悲傷。她的身體、心情就一下子惡化了。人物周刊：中國的知識分子在解放以后，特別是“文革”期間，都有一些相似的經(jīng)歷，比如蹲監(jiān)獄、掃廁所、游街……您的朋友梁宗岱、錢鐘書、楊絳等都有過類似經(jīng)歷。
楊憲益：我算運氣比較好的。我被關了4年，可是我那4年還比較舒服，跟我蹲一間牢房的有三十幾個人，都跟我關系很好，管我們的人也算客氣，平時沒有打罵。幸虧我被關起來了，在外面可能受沖擊更大，有人被打了，有人死了，我很多同事都是這樣——我如果不是坐牢，也許就死了。
人物周刊：所以您入獄前精神壓力比較大，那段時間好像有點分裂的先兆反應，比如幻聽和幻覺，到了監(jiān)獄里倒沒有了。
楊憲益：沒有進監(jiān)獄以前狀態(tài)是不大好的，(對“文革”的事情)比較有情緒。比如說，過去我很佩服周恩來，見過幾面，一直很欣賞他。可是我在被關以前，有人請我去吃飯，看一個什么節(jié)目，我?guī)е说秃⒆右黄鹑サ模覀冏牡胤秸迷谥芏鱽砗竺妗．敃r他想要跟我打招呼，結果呢，我硬把頭轉過去了，不理他，跟他也沒有招呼，假裝不認識他。后來想想，挺后悔的，周恩來其實一直對我們很好的。
人物周刊：我其實特別想了解，戴乃迭作為一個外國人，親身經(jīng)歷了中國解放以后的那么多事情，她對這個國家、這塊土地、這個執(zhí)政黨的態(tài)度。
楊憲益：乃迭對共產(chǎn)黨基本上是擁護的，我也是。以前毛主席還邀請我見面、喝酒，有三四次，乃迭都贊成。實際上，作為一個外國人，乃迭，還有她的父母親，對中國都是很好的。
人物周刊：您現(xiàn)在的生活是什么樣的狀態(tài)？每天都做些什么？
楊憲益：現(xiàn)在生活沒有什么事情，早上起來看看電視。看完電視，有的時候，朋友來了，我們說兩句話。從前的朋友多半都是和我歲數(shù)差不多大。后來我認識了年紀比我輕一些的，黃永玉我們也認識，關系還好，他給我畫過一些亂七八糟的東西。我也不收藏，我的東西丟得很厲害。這幅對聯(lián)“自古圣賢皆寂寞，是真名士自風流”是王世襄寫給我的，他是我大妹妹楊敏如的同學。
(沉默片刻)我的朋友現(xiàn)在也少了，都走了。朋友像我這個年齡的，不是死了，就是病得比我還厲害，很少見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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