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條”規定了社教運動的具體方法，這就是：（一）集中力量，打殲滅戰。（二）在貧下中農那里，扎根串聯，發動群眾，組織階級隊伍，這是主要的。（三）講文件，要抓要點，要講兩條道路的斗爭，講階級斗爭。要結合運動的發展，該講什么就講什么。（四）在運動中，要抓生產，抓當年分配（生活問題）。不抓生產和分配的問題，勢必脫離群眾。（五）看待干部，要用一分為二的方法。對他們，要采取嚴肅、積極、熱情的態度。對于有錯誤的干部，要鼓勵他們交代問題，揭露問題，改正錯誤。（六）對嚴重“四不清”的當權派，也要見見面，宣布來意，向他們做工作。（七）情況要逐步摸清?？赡苡幸韵滤姆N：好的，比較好的，問題多的，性質嚴重、爛掉了的。
“十七條”還就如何兼顧點和面的關系、運動的時間、對隱瞞土地的政策、工作隊的成員、集團問題等方面作出了具體規定。
按照預定的時間，中央工作會議到這一天就算結束了，參加會議的省委書記們也開始陸續返回?？墒?，過了兩天，中央辦公廳又忽然通知各地，“十七條”停止下發并自行銷毀，中央工作會議則在1965年元旦后繼續召開。
原來，毛澤東對會議就這么結束不滿。據曾志回憶：會議結束后江青請陶鑄夫婦在人民大會堂的小禮堂看京劇《紅燈記》。演出前，陶鑄夫婦在休息室里見到了毛澤東。毛澤東問陶鑄：“你們的會開完了嗎？我還沒有參加呢，就散會啦？有人就是往我的頭上拉屎尿！我雖退到二線，還是可以講些話的嘛！”毛澤東又問：“你們開會的人是不是都已經走了？”陶鑄回答說：“有的走了?！泵珴蓶|說：“告訴他們走了的趕快回來?！?/p>
1965年1月3日，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選舉國家領導人，劉少奇繼續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人大那邊的會一開完，劉少奇就趕忙參加毛澤東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
就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對劉少奇主持“四清”運動的一些做法，作了不點名的批評。
毛澤東一開始說：有的同志提出打殲滅戰，怎么打？集中1萬5千人，搞一個小縣，28萬人口，搞幾個月還搞不開。學習文件40天，不進村。我看是搞了繁瑣哲學。我不贊成這種學習，到農村可以去學嘛。
毛澤東講到的“一個小縣”，是指河北新城縣。毛澤東認為，集中這么多工作隊員在一起搞運動，人太多了，既沒有必要也不需要這么多。運動不應該只依靠工作隊，應該依靠百分之九十上的干部和群眾。他說：扎根串聯，冷冷清清，這個空氣太濃厚了。這樣集中力量打殲滅戰，我看殲滅不了敵人?，F在這個搞法同我們過去搞的不一樣。我看方法要改變。
毛澤東接著說：要那么多工作隊干什么？小站一個陳伯達就行了。他扭過臉問劉少奇：你在安源不就是一個人去的嗎？還說：反人家右傾，結果自己右傾。
他又說：（應該）一進村就宣布幾條，開門見山。一條是對社員宣布，我們不是來整你們的。我們是整黨、整干部隊伍。對干部也要宣布來意。小隊、大隊、公社干部，無非是大、中、小、無，多吃多占，有多的，有少的，也有沒有的。貪污幾十塊、百把塊、兩百塊的，他們自己講出來，能退就退，不能退的，群眾批準，拉倒！其他貪污盜竊、投機倒把，大的怎么辦？坦白退賠好的，不戴帽子，千把塊的也可以赦免。表現好的，群眾同意的，還可以當干部。
毛澤東還表示，運動中發動群眾，要做到相信群眾、依靠群眾、領導群眾起來斗爭，不要讀文件，不要人多，也不要像以往那樣扎根串聯，“四清”只清干部，只清少數人，不清社員。有不清者清之，無不清者不清。沒有虱子就不要硬找。
過了一天，即1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再次召開擴大會議，毛澤東繼續對劉少奇進行不點名的批評。他說：我聽說有六怕，一怕扎根串聯，二怕沾干部等，所有的怕，都是怕右傾來的。怕右傾成為一種框框。還是江蘇那句話，有啥反啥，有多少反多少，有右反右，有“左”反“左”。現在的問題是工作隊的人數很多，按兵不動，人海戰術。
毛澤東說：現在，有些人好像馬克思主義都是對別人的，對自己就一點馬克思主義都沒有了。完全否定一切，不是漆黑一片嘛！干部貪污幾十元、百把元、幾百元的還是多數嘛，千元以上的不多嘛。有百分之七八十是好的，是可以爭取的。王光美去的那個大隊，我數來數去，貪污上千元的只有四個人，沒有第五個人嘛。
會上，有人提出，運動的時間是否可以縮短一些，毛澤東說：時間問題，全國六七年搞完不要改了，可以提早。這句話寫上去是為了防止急躁。事實上，一個單位只要幾個月就行了。搞運動首先要依靠群眾，再就是依靠放了包袱的大多數干部，第三才是依靠工作隊。工作隊也要依靠前兩者。
毛澤東還講到了矛盾的性質問題。他說：七屆二中全會提出，國內主要矛盾是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資本主義同社會主義的矛盾。那個時候還沒有修正主義。八大一次會議、二次會議都是那樣說的。杭州會議制定十條（按：即“前十條”），一直都是搞社會主義，整個運動是搞社會主義教育。怎么來了個“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交叉？哪里的那么多交叉？這是一種形式，性質是反社會主義的嘛！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講到這里時，劉少奇對毛澤東說：對于這個“派”，我總是理解不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有，但是資產階級都要消亡了，怎么能有什么“派”？一講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處都有敵我矛盾。像煤炭部、冶金部，哪個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毛澤東當即說：怎么沒有？張霖之就是。
張霖之時任煤炭部部長。經毛澤東這么一說，劉少奇不敢再說了。
毛澤東如此尖銳地批評劉少奇，除了在主要矛盾、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性質及如何搞法這些問題上發生了嚴重分歧這個主要原因外，也與當時正在召開的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和各地反映的情況有關。在這次人大會議上，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充分肯定了調整國民經濟以來取得的巨大成就，與會代表也都認為各方面的形勢越來越好。在這天的會議上，宋任窮在講話中說，現在形勢一年比一年好，生產一年比一年好，毛澤東插話說：“在人代大會上講的一片光明，在工作會議上講的一片黑暗，對不起頭來嘛！”正如薄一波在其回憶錄中所說的：“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這種氣氛，各地對‘四清’運動中‘左’的做法的反映，都很容易引起毛主席對少奇同志的不滿。”
這天下午，毛澤東還將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譚啟龍找去談話。毛澤東說，人代會上講的一片光明，黨內開會一片黑暗。過去看不到螞蟻（指階級斗爭），現在又說滿地是螞蟻。他還談到了打殲滅戰的問題，認為一個地方集中的工作隊員太多了，并強調要依靠干部的大多數，要允許人家革命，在這個地方不行，可以到別的地方去革命。
1965年1月6日，已經回去的省委書記們又陸續來到北京，繼續參加中央工作會議。會議期間，毛澤東又多次講到防止出修正主義的問題，并對劉少奇等中央一線領導人作了批評。
1月13日，毛澤東在同一些省、自治區負責人談話時說：去年10月，我在北京講過，如果北京搞修正主義，你們地方怎么辦？我總感到要出問題。我講了以后，一路上從天津到南京，經過許多地方都沒有聽到反應。
第二天，毛澤東在各中央局書記會議上說：1963年5月杭州會議寫出了第一個“十條”，為什么剛過了三個月，9月北京又搞了個“十條”。只有三個月，有那么多經驗？
1965年元旦之后的中央工作會議，主要內容是修改“十七條”，這項工作主要由鄧小平、彭真、陳伯達負責。經過一個星期的討論、修改，原來的“十七條”變成了“二十三條”，文件仍定名為《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當然，這個文件不但條文有了增加，更重要的是內容有了很大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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