橋梁
西藏橋梁的形式很多，其中以懸橋和索橋頗有特色。索橋有藤索橋、鐵索橋多見于東南部門巴、珞巴地區。溜索常見于昌都一帶，在江河兩岸僅一索相連，行人坐在兩端掛在滑輪的橫桿上，飛駛過江。史料記載，公元十五世紀中，寬闊的雅魯藏布江上曾架起多座大型鐵索橋，溝通兩岸往來。當時一位香巴噶舉派僧人湯東杰布，把靠藏戲化緣得來的錢作為資金，征集設計和冶煉工匠，連年施工，終于把橋建設成功，成為十五世紀西藏技術水平進步的標志。
懸橋，亦稱挑橋、飛橋。多見于山高水深、不易打樁的江河上，如阿里札達縣象泉河上，有一座懸橋，橋長約20米。兩側6米，用圓木分六層向河心懸挑，每層密鋪圓木六根，寬1.7米。層與層之間鋪墊橫向圓木架空。中間8米跨，密鋪六根圓木寬1.7米，與兩端懸挑部分連接。河的兩岸，用石塊砌筑橋墩，墩上建門洞，將挑木鎮壓堅實。遇到河道寬闊、水流比較平緩、河水不深的情況，則在河心加橋墩，多跨懸挑。十分壯觀。懸橋，反映出工匠對懸臂結構的理解。也是技術上取得一定成就的反映。
藏族建筑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藏族建筑藝術造詣很深，能運用統一、平衡、對比、韻律、和諧、比例、尺度等構圖規律，取得美的立面造型。江孜白居塔的外輪廊線基本上是等邊三角形，構圖穩定、嚴謹、比例良好。在建筑設計上注意建筑功能與藝術的統一，布達拉宮，力求適應當時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政治、宗教和宮廷生活的需要，同時又烘托出神權、政權至高無上的形象與氣氛。托林寺迦薩殿和桑耶寺，則以建筑形象描繪佛教世界形成模式——須彌山，表現出強烈的宗教宇宙觀。這種構思奇特的建筑設計，達到了物質功能與精神功能的完整統一。在結構與構造上，藏族建筑為多層建筑，并有建筑九層左右的高層建筑的能力。工程技術方面，大昭寺的磚墻（公元七世紀）、桑耶寺（公元八世紀）、夏魯寺（公元十一世紀）、羅布林卡（十八世紀）精美的琉璃瓦；薩迦寺（公元十一世紀）的大夯土墻、布達拉宮（十七世紀）和扎什倫布寺（十五世紀）的曬佛臺大片石墻面的砌筑；各大寺廟金頂的制作，均體現出不同時期建筑技術上所取得的進展。建筑施工方面，工場預制，現場裝配建筑已經廣泛運用。各大經堂佛殿的梁架立柱系統，都是事先在工場預制、編號、試裝，然后再運到現場組裝。金頂構架和銅皮都是經過精密計算過的，試裝后，刻上編號再運往現場裝配。桑耶寺的琉璃塔用磚，因塔形弧線不同，各個部位磚的規格都是經過事先精心設計然后燒制的，砌筑時滿足造型的需要。公元1690年建設布達拉宮紅宮，一千余名工匠、五千五百名烏拉差役參加施工，工場、營地布置和人力高度有條不紊，充分表現出科學的施工組織計劃和強有力的施工組織能力。在長期的建筑實踐中，西藏涌現出各市地多著名工匠和建筑家。桑結嘉措不但通曉宗教、天文、醫藥、歷史，對建筑設計與施工亦內行并有指揮才能，稱得上一位建筑專家，他所寫的一部建筑工程技術方面實錄性著作《五世達賴靈塔目錄》就是證明。
在藏族建筑發展過程中，既注意吸收漢地和其它民族的建筑藝術和建筑技術，又保持了本民族建筑特色與風格的傳統性，推動了技術的進步，促進了本民族建筑事業的發展。文成公主641年進藏，“隨帶營造與工技著作六十種”并召集漢族“要匠和雕塑等工匠”，參加小昭寺的修建活動。公元710年金城公主進藏亦是“雜使諸工悉從”。薩迦政權之后，漢族建筑藝術和工程技術被大量吸收，夏魯寺就是例證。該寺夏魯拉康大殿，二層布置四座漢式殿堂，分前殿，正殿、左右配殿，軸線關系明確。屋面為歇山頂，上覆琉璃瓦，檐下斗拱做工精細，具有元代風格。不斷地吸取，并與本地傳統巧妙結合，使得西藏的建筑活潑而富有特點。
(責任編輯 次仁央宗）
稿源：中國西藏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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