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在蘇州生意場上風風火火、游刃有余的現狀只是他們對外經營的一個縮影。在江蘇、在全國，乃至海外，浙江商人的影子已經無處不在，他們的經營活動早已超越了地域的界限。
由于地緣相近，人文相親，一些人在感慨之余總會不自覺想起蘇商曾經的輝煌，總是不自覺地拿蘇商和浙商相比較。他們不明白：為什么毗鄰的文化、資源、地理位置與我們如此相似的沿海省份，竟能“生產”出這么多精明可怕的老板群體，而我們的曾經引以為榮的蘇商精英們卻為何總是顯得悄無聲息？
一種觀點：蘇商已經落伍
江蘇社科院歷史研究員李德懋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從歷史發展沿革看，過去的蘇商無論在人數規模和實業功績上都絲毫不遜于其它商派。
在近代，以蘇州洞庭商派為代表的蘇商曾和浙商、粵商、晉商、徽商齊名，被稱為華夏五大商派。以實業救國聞名的愛國商人張謇更是被奉為商界楷模。后來隨著社會的變遷，江浙兩省的商業形態也發生了變化，江蘇的商業中心逐步轉移到了蘇南地區，而浙江的商貿中心則轉移到了杭（州）紹（興）和寧（波）溫（州）地區，這一狀況在近百年發展中間并沒有出現大的變化。
“今天人們所說的蘇商主要集中在太湖周邊的蘇州、無錫、常州等地，創立的知名品牌有小天鵝、紅豆、波司登、沙鋼等。企業家承繼吳文化特點，講究均衡、集體。代表人物有朱德坤、沈文榮等。”
“而浙商則主要集中在溫、寧、杭等地區。代表企業包括正泰、德力西、杉杉、雅戈爾、萬向、吉利等。”
“浙東文化重經世致用，強調個性、個體、能力。浙商吃苦耐勞，有著強烈的事業心。代表人物包括魯冠球、李書福、南存輝等。”
李德懋認為，雖然江浙兩省經濟發展都曾因創造出“蘇南模式“和”溫州模式”而名噪全國，但兩地民營經濟的發展的方向和結果卻不盡相同。
“浙江的私企在夾縫中求生存，掙脫體制的束縛，一個個做大做強。而江蘇的鄉鎮企業卻有不少未能走出改制后資產重組的怪圈，頹勢漸顯，甚至裹足不前。”
李德懋拿數字作比較，闡述兩地民營經濟的差異———2004年，浙江實現生產總值11243億元，其中民營經濟所占比重達到71.3％。而同年江蘇省實現生產總值15512億元，但民營經濟創造增加值卻只有5010億元，占經濟總量的32.3%，所占比例比浙江少一半。
“這充分說明：無論從經濟總量還是經營水平來衡量，蘇商與浙商相比都有一定的差距，江蘇的企業家和老板們的能量還不夠強。”
兩個悖反：興于離土 落后于不離鄉
蘇商為何落伍？或許終日身在市場打拼的江蘇老板們最有發言權。
江蘇省沙鋼集團董事長沈文榮是一位擁有百億資產的“民間鋼鐵大王”。從簡陋的家庭作坊發展到全國最大民營鋼鐵企業，沈文榮見證了蘇南鄉鎮企業發展的每段歷程。談及如今蘇商的影響力和知名度已遠遠落后于浙商的現實，他感慨頗多。
“蘇商離土不離鄉，只想著一個產業做到底，在一個地方做大做好；而浙商敢于冒險，賺暴利，成功后，喜歡到外省發展，結果是做大做強。時間長了，自然就被人家甩下了”。
上海同濟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周宏認為， 沈文榮的話多少反映了當前蘇商面臨的難堪境地。
上世紀80年代，“蘇南模式”異軍突起。當時，蘇錫常農村依靠緊鄰上海等大城市的區位優勢和歷史傳統，通過大力發展鄉鎮企業，探索出一條非農化途徑。進入90年代后，與“蘇南模式”同時起步的“溫州模式”受到關注。中共十五大以后，以個體私營經濟為主的“溫州模式”終于大紅大紫。而蘇南模式則進入調整期，外向型、結構調整、產權改革和城市化相繼賦予蘇南模式以新的內涵。
“進入新世紀后，這兩種模式比較的優劣已然明了，蘇商落后于浙商已經是不爭的事實。”
周宏認為，是“蘇南模式”自身弊端如產權不夠明晰、封閉式經濟等原因阻礙了蘇商的發展。他拿出2004年福布斯大陸富豪榜來證明自己的觀點———當年大陸前50名富商中，浙商就占了7席,而蘇商中排名最前的雨潤集團董事長祝義才列第41位。
“浙商銳意開拓，僅浙東一帶就約有350萬人在海內外經商。浙商屢有像組建成立浙商銀行、參與杭州灣跨海大橋建設之類的驚人之筆。相比之下，蘇商缺乏創業激情，畫地為牢，今日的蘇南，反而成了臺商和浙商的天下。目前蘇錫常三地產業格局幾乎一樣，產業結構的同構現象，使得蘇南接連發生了棉花大戰、蠶絲大戰和鋼鐵大戰。這實在是個教訓。”
三大弱點：缺乏合作 小富即安 因循守舊
蘇商為何表現普遍疲軟？江蘇省新經營戰略研究院為此特地做了一次大型問卷調查。調查結果顯示，被調查對象中有58%的人認為蘇商缺乏合作精神；有55%的人認為蘇商小富即安；有47%的人認為蘇商缺乏創新精神，觀念太傳統。
記者針對此調查，近期分別電話采訪了數位業內人士，了解他們的看法。剛剛入選2005福布斯大陸富豪榜的江蘇太平洋建設集團董事長嚴介和認為，目前蘇商還是市場經濟蘇南模式，村村點火，家家冒煙；各自為政，各成“派系”。
他用一個很形象的比喻將蘇商和浙商作了比較：“蘇商是貓科動物（不善群居），而浙商是群居動物。蘇商要創新必須有膽量，要崛起必須聯合、團結。”
江蘇遠東電纜集團總裁蔣錫培則認為，現代商業競爭已超越了單個企業之間的競爭，發展成為供應鏈之間的競爭與企業集群性的競爭。規模、網絡化使得任何一個企業都面臨資源不足與風險過大、過于集中的問題。以合作尋求資源整合互補，以合作尋求規模與速度，以合作尋求降低風險。
“在這方面，浙商群起而動，抱成團、集成塊，使得他們的的競爭力空前提高。相比之下，蘇商更多的是單兵作戰，相互之間的合作甚少，甚至老死不相往來，這種小農經濟心理是難以應對現代商業競爭的。”
浙江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洪起南教授指出，浙商善于利用有效的資源，加強聯系，經常是很多人聯合起來做事情，有錢大家賺。浙商在全國各地都有商會，在很大程度上給了浙商不斷向外擴張的基礎。而蘇商大都處于單打獨斗狀態，在很多時候制約了信息共享、資源共用，從而錯失橫向聯合、牽手共同做大的機會。
“浙江人早把生意做到了世界的角角落落了，而蘇商對江蘇本地國有企業的改革、改制參與都較少，更遑論其他了。有例為證，南京鋼鐵集團肥水流入外人田，被上海復星集團改制；長江二橋的大股東成了西班牙人。而在浙江寧波，世界第一跨海大橋杭州灣大橋便由浙江幾大民營大腕分攤。相比之下，江蘇現有的大企業，眼光還不夠辣，出手也不夠大。”
洪起南指出，目前，江蘇民企主要從事的是配套加工，大部分還是停留在下游、處在邊緣部分，靠搭順車、傍名牌生存，還有相當一部分只是為外資企業產品提供產品包裝、印刷。真正進入到核心部位，或者提供的配套產品具有相當技術含量的企業所占比例并不高。
“這種處于產業鏈下游、勞動密集型的產業狀態，使得蘇商們有穩定的利潤。也正是沉迷于低成本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以及穩健與矜持所導致的缺少創業激情，使蘇商發展缺乏開創性。”
東山再起路
面對現狀，蘇商如何東山再起？
有識之士認為，新蘇商要找回業已失去優勢，必須抓住"城市化"這個下一階段中國經濟發展的中心環節，淡化和消除本土情結，競合爭道，才能走出發展瓶頸。
蘇商首先要改變離土不離鄉的傳統，堅定地“走出去”，學習浙商群起而動，抱成團、集成塊，提高競爭力。
同時，蘇商也須認識到，隨著中國加入WTO和政府運作的規范化、透明化，政策機會將越來越少，并且政策機會獲取的成本也會越來越高，如果自己的資源和能力依然建立在政策基礎上是危險的。
要利用江蘇科技教育資源豐富的優勢，加快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特別是增強研發的力量，發展一批有高新技術和知識產權的重點企業，培育自己的核心競爭力。以企業的綜合實力和整體競爭力，以及員工的素質水平，去引領新的市場。一部分有條件的企業，要走專業化、多元化的發展道路，建立在全國的龍頭地位，著力培養一批著名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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