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南模式”的批判與反思
蘇商重新走進公眾視線，是上世紀80年代。
其時，中國人終于從近乎癲狂的政治狂熱中漸次醒來，那時貧窮猶如一根芒刺穿透復活不久的肌膚，讓人疼痛不已。著名詩人舒婷在一首詩中表達了人們對擺脫貧困的向往：我是貧窮/我是悲哀/我是你祖祖輩輩/痛苦的希望/是“飛天”袖間/千百年未落到地面的花朵/——祖國呵！
那個時候開始，蘇南以上海為依托，鄉鎮企業大行其道，優越的地理位置、寬松的商業政策讓蘇南的鄉鎮企業狂飆突進。
“那時候，我們這里絕對是戶戶點火，村村冒煙，蘇南的整個農村都在辦鋼鐵廠、五金廠?！?月初的一天，江陰華西村黨委書記、華西集團董事長吳協恩對本報記者說。
“為什么我們要搞這些？因為種田實在賺不到錢，搞小工廠之前，我們全村人拼死拼活干一年，農業總產值只有24萬元，而只有20個人左右的小五金廠輕輕松松一年下來也是24萬元的產值。”吳協恩對本報記者說。
當時蘇南鄉鎮企業所采用的是“大集體模式”的發展之路，鄉鎮各級政府實際上就是企業老板。在我國經濟轉軌初期階段，依靠其公有制性質和靈活的運行機制，蘇南的鄉鎮企業顯示出了蓬勃活力。
進入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深入，蘇南模式政企不分、產權不清的兩大弊端日益彰顯，“蘇南模式”由此走向下坡路。
“一定意義上講，蘇南模式自打開始就已是先天不足，那時很多的鄉長、鎮長同時擔任企業一把手，這種官商兼具的身份，導致原先經營機制上的優勢漸漸退化，而直接任命的干部也沒有什么自主權和積極性?！碧K商研究專家、南京大學商學院成志明教授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
周海江向本報記者回憶，那時候更多的企業主白天在工廠為政府打工，晚上回到家則為自己做事，原料都是從工廠里拿，三五個人便匆匆開工，為自己的小金庫添磚加瓦?！斑@樣下來，不僅工廠得不到良好發展，家里的小作坊也做不大，都耽誤了。”周海江說。
1994年，宏觀調控開始了，企業普遍資金吃緊，賣方市場逐漸取代了買方市場，蘇南鄉鎮企業遭遇嚴冬，不得不進行改制。到了2000年底，蘇南地區已有8.5萬多家鄉鎮企業完成改制，達鄉鎮企業總數的93％。至此，舊的“蘇南模式”被揚棄，一種新的“蘇南模式”誕生。
近年來，外資占蘇州的GDP總額為70%左右，剩下的才是本土企業所貢獻的。專家們認為，蘇州只是創造了經濟增長的神話，老百姓實際收入未有太大提高，今日的蘇州已經淪為世界工廠，如今的蘇商們在外資包圍的縫隙中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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