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國務院出臺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決定，揭示出中國人口戰略所面臨的挑戰。自從實施計劃生育政策以來，全國共計少生了4億人。這對今日的經濟起飛，無疑貢獻卓著。展望未來，中國社會正在迅速進入老齡化，但人口增長有其慣性，總人口每年還是以800萬-1000萬的速度上升。控制人口增長，仍然是當今面臨的一個重大課題。
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現在的中國，與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初期的中國已經非常不同。雖然控制人口的目標沒有變也不應該變，但具體的人口政策則無法以不變應萬變。第一，當時的中國并沒有面臨老齡化的危機，現在則開始進入老齡化社會；第二，當時的中國是計劃經濟，如今已經變成了市場經濟。這兩大變化都對人口政策提出了新的挑戰。
第一個變化，要求我們的人口政策更復雜，有一箭雙雕之效。剛剛施行計劃生育時，問題相對簡單，即單純地控制人口規模，具體政策是一箭一雕。如今的計劃生育政策，既要控制人口規模，又要解決由于控制人口所帶來的老齡化問題，政策難度大得多。第二個變化，則實際上削弱了現行政策的有效性。當年在計劃經濟的體制下，憑借嚴格的戶籍制度，還擋不住超生游擊隊。如今戶籍制度日漸松動，流動人口遍布全國，靠計劃經濟那種行政命令的手段，怎么能有效地實行計劃生育呢？應該說，現行的人口政策，還不能回應這兩個挑戰。
因此，我提出一個新人口政策的構想，把控制人口和解決老齡化問題結合起來一塊解決；同時發揮市場經濟的作用，使年輕一代自愿少生孩子。具體的辦法，就是用計劃生育的資金，建立一筆農村婦女獎學金，鼓勵育齡農村婦女接受高等教育。
這一政策的理由是，農村一直是控制人口的難點。農村人口喜歡超生，主要一個原因是缺乏經濟機會，文化程度特別是婦女的文化程度太低。從世界各國的經驗看，出生率和婦女的文化程度呈反比，而婦女的文化程度和下一代的人口素質成正比。在一個老齡化社會，只有勞動人口的素質高，人均生產率才會提高，較少的年輕勞動力才可以養活較多的老齡人口。
很多人口學家指出，過去婦女生孩子多，是因為沒有受教育和經濟機會；經濟上不獨立，只好成了為男人生孩子的機器。而現代工業化國家則不同。一個婦女高中畢業，馬上要上大學，很少會結婚。大學畢業后，又有良好的工作機會，或者上研究生院，現實的誘惑實在太多了，誰喜歡只呆在家里生孩子？結果，結婚年齡越拖越后，高齡母親越來越多，不生孩子甚至獨身的婦女也越來越多，生育率一落千丈。歐洲許多國家的生育率，以每個婦女所生孩子的數量計，已經跌到了1.3左右的低點。那么，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東亞地區是否例外呢？當然不是。日本、韓國、新加坡，乃至香港、澳門、臺灣，生育率比歐洲還低，已經陷入了人口萎縮或老齡化的危機之中。
中國大陸也將不會例外。從如今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的年輕白領階層中就已經能夠看出很清楚的苗頭：單身、晚婚、不要孩子的婦女越來越多。你就是放開讓她們生，她們也不會生。現在的問題是，我們能不能給農村的育齡婦女提供城市白領婦女那樣的教育和經濟機會？
如果我們給大量剛剛高中畢業的農村女孩子一筆教育貸款，讓她們進城上大學，并簽署協議：只要她們不超生，這筆貸款就不必償還；那么，這些女孩子有多少日后會成為超生游擊隊員呢？這比把她們限制在農村，讓計生委的人一天到晚跟蹤查問，是否要更有效呢？
更重要的是，超生游擊隊的母親生出來的孩子，長大后恐怕多逃不出民工的命，即我在《中國不能永遠為世界打工》中描繪的：民工的孩子永遠是民工，盲流的孩子永遠是盲流。民工盲流，一個月只掙幾百元錢，掙扎在生存線上，怎么可能再拿出錢來養活日益增長的老年人口？拿農村婦女獎學金進城讀大學的女孩子們，日后多成為城市白領，少生孩子不說，生了也會好好教育。她們的子弟日后更可能成為高素質有創造性的人才，月收入上萬元，拿出幾個錢養活老人，也輕松得多。
中國未富先老，是個不容置疑的事實。說老齡化問題很容易解決，是自欺欺人。世界上有許多發達國家人均收入比我們高幾十倍，沒有一個敢說老齡問題很容易解決。我希望，我們的政策制定者承擔起時代的責任，歡迎人口問題的公共討論，塑造一個更有創意的人口政策。(薛涌 作者系旅美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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