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造飛機又造標準
標準是指在一定范圍內獲得的最佳秩序，是對活動或其結果規定共同和重復使用的規則、導則或特性的文件。標準已經滲透到當今社會的方方面面，現代社會沒有標準是不可想像的。中國標準是指中國政府認可的標準，國際標準是指國際標準化組織(ISO)、國際電工委員會(IEC)和國際電信聯盟(ITU)所制訂的標準，以及ISO確認并公布的其他國際組織所制訂的標準。
從實踐來看，標準是引導產業發展的關鍵，也是知識產權的核心。在國際競爭越來越激烈的今天，先有標準后有制造已成為跨國公司跑馬圈地的重要手段。目前，中國標準正在奮起直追(詳見相關鏈接)，主要有：04程控交換機，龍芯流片帶來的產業發展“標準”，EVD國家標準，3G中國標準———TD-SCDMA，無線電局域網的中國WAPI標準，第三代移動通信協議的IPv6中國標準，國家標準委頒布實施AVS音視頻編碼國家標準，電熱水器防電墻標準。
這些標準大都是下一代標準，因為現有標準基本是發達國家把持的，我們能做的只是局部微調。但對于下一代標準我們絕對不會掉以輕心，中國企業吃標準的虧已經太多太多了，再也不能當冤大頭了。
有了標準之后，我國就要大力發展高附加值終端產品。目前，我國造船發展得不錯，正在重點建造巨型油輪、液化天然氣船、集裝箱船等高附加值船舶。同時，汽車要造中高檔轎車，彩電要搞平板電視，計算機也得搞龍芯……
為什么鐵道部棄用國產機車會在社會上引起很大的反響？因為鐵路機車是高附加值終端產品。如果以單位重量價格計算，民用船舶僅為1，而轎車為9、彩電為50、計算機為300、噴氣客機為800、航空發動機為1400，所以快速發展中的中國要上大飛機項目。
但是，大飛機不光是造中國飛機，更是造中國標準。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光是悶頭造飛機肯定是不行的，因為沒有標準就沒有話語權。如果只做大飛機不做標準，就得求波音、空客發適航證，就得被別人卡脖子。我們既造飛機又造標準也是無奈之舉，但只有造就中國標準才能造就中國大飛機的光明前程。
中國標準既可以是對現有標準的顛覆，也可以是現有標準的補充。大飛機的中國標準就要顛覆歐美的適航證標準，才能與波音、空客進行平等的談判。大飛機專項不光是造中國飛機，更是造中國標準。因為只做大飛機不做標準，就得求波音、空客發適航證，就得被別人卡脖子。
打破舊標準就是建立新標準
不打破一個舊世界，就無法建立一個新世界，這是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作為一個后來者，如果只想適應這個舊標準，到最后可能落得一個雞飛蛋打的厄運，因為舊標準的游戲規則是由別人制訂的。而反過來，只要有一個建立新標準的決心并為之付出艱辛努力，才會有本錢和舊標準平等談判，才能當舊標準最好的改良主義者，才會達成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當然中國標準也可以是現有標準的補充，如中國特高壓輸變電技術，就是對現行輸變電技術標準的補充。
特高壓電網是指交流1000千伏、直流±800千伏及以上電壓等級的輸電網絡。目前，世界上特高壓是個空白地帶，特高壓電網沒有大規模商用運行的經驗，更沒有特高壓輸變電標準，國家電網公司為此組織成立了特高壓交流輸電標準化技術工作委員會。
國家電網公司明確表示，特高壓交流設備除開關采用中外合作的方式研制生產外，其他設備均立足國內生產制造，并限定為內資控股企業。立足中國裝備中國技術，打造中國標準，國家電網公司的決策無疑是正確的。
據了解，目前兩條試驗性特高壓輸電線路運行良好。以后的特高壓電網商用運行，就是用中國標準，中國企業將得到巨大的商機。由于我們先行一步，中國的特高壓標準就很有可能成為國際標準。
“兩難”悖論需標準打破
現在的航空市場有一個“兩難”的悖論，認為新來者想使產品在市場上獲得訂單并占有份額，就必須提供高可靠性的產品，而高可靠性又只能由大量銷售運行可靠的產品來證明。英國劍橋大學嘉丁管理學院教授彼得·諾蘭將其稱之為“22號陷阱”。要打破這個悖論，除了提供質量更高的產品之外，關鍵是要提出更合理的標準。
因此，在造大飛機的同時，一定要建立中國自己的標準，否則又是受制于人。如大飛機飛國內航線的，一定要用有別于歐美的中國適航標準。而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市場，要逐漸建立中國標準。引以為鑒的是，前蘇聯的飛機其實沒有想像的那么差，是歐美利用適航證將前蘇聯飛機卡死了，中國大飛機項目的相關政府部門、企事業單位應引起高度警惕。
我們常說“胸懷祖國放眼世界”，大飛機也一定要著眼于世界航空市場。因此，為大飛機配套的各行業，也會借助大飛機的翅膀，把中國標準傳播到世界各地。只要中國標準被世界接受，跨國公司的技術壁壘也就被打破了。如果僅僅著眼于國內市場，大飛機只怕永遠是配角，那就永遠也擺脫不了被扼殺的命運。筆者認為，大飛機要充分利用“運十”成果，要用一些中國特色的東西逐步打造中國標準。
再走“農村包圍城市”之路
這里的“農村”與“城市”，指的是準入機制。歐美是波音、空客的大本營，進入是最嚴格的，所以歐美國家是“城市”，是中國飛機最終目標市場。由此也可以想像，在大飛機市場開發的早期，歐美肯定不會給我們發適航證。因此大飛機在做大做強前也不能急于進入這些地方，因為這塊市場是不容許失敗的。
但非洲、南亞、東南亞、中亞、拉丁美洲等第三世界國家相對而言是“農村”，是我們的主要出口市場。他們雖然也執行歐美的適航證，但也一定不會拒絕價廉物美的大飛機。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因此大飛機一定要以更實惠的價格、更周到的服務、更高的可靠性，來贏得這些第三世界的“農村”市場，來打造中國標準通往世界的道路。在這里，中國也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因為失敗之后大飛機只能飛國內航線，干線飛機也成了支線飛機，這就為大飛機的未來埋下了充滿不確定性的因素。
中國，是“農村”也是“城市”，是打造中國標準通向世界的基礎。說中國是“城市”，那是因為中國是除歐美之外最大的外國飛機用戶，大飛機不出國門就將與波音、空客刺刀見紅。
當然，波音、空客不會放過任何在中國本土絞殺中國飛機的機會，因為他們明白絞殺的不僅僅是中國飛機。
但中國更是一個“農村”，因為我們國家的人均收入還很低，大多數人還沒坐過飛機。這需要大量價廉物美的老百姓坐得起的大飛機，才能讓國人享受現代科技成果。中國大飛機，歸根到底是為中國人服務的，如果哪一天大飛機成為民工兄弟的出行工具，那中國就真正的進入了航空時代，也就是中國真正崛起的標志之一。
從另一方面看，民工兄弟能坐大飛機，也是中國工業、中國航空和諧發展的具體體現。大飛機是一種產品、一種標準，和諧理念又何嘗不是一種標準呢？
大飛機更需要國人支持
國家支持是不用說的，排除那么多干擾、那么大壓力造大飛機，造出來后國有航空公司肯定得帶頭購買。在目前中國的現實情況下，大飛機剛產業化后大可不必擔心客源的問題。客機制造公司更不用擔心市場，專機包機再加貨運市場容量就在幾百架以上。
國人支持，是指民營航空公司和國人的支持。在制造成本有一定優勢的前提下，民營航空公司要優先采購本國飛機，中國人要優先乘坐本國飛機。據預計，我國的大型運輸機在2012~2013年就可以升空，大型客機計劃2016~2017年升空，到2020年實現產業化。
到那時，經過大型運輸機七八年的飛行，各種設備的可靠性應得到反復的驗證，制造客機的平臺應已經成熟了。
航空是一個有風險的行業，但世界上任何行業都有風險。1969年波音747試飛過程中，使用了87臺發動機，其中完全報廢了60臺。但波音在沒有徹底解決發動機超重過熱的問題前，就把不合格的飛機賣給了航空公司。在之后的飛行中波音747的發動機故障不斷，造成航空公司運營成本大增。后來泛美航空公司宣稱起訴波音，迫使波音每架飛機降價500萬美元私了。按我國目前的工業基礎與科技水平，這樣的情形應該不會在中國大飛機項目上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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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我國是“世界工廠”，也有人說是“世界加工廠”。按照工業化大規模可重復生產的特點，不管是世界工廠還是世界加工廠，都應該有一個公認的中國標準。但目前的中國沒有這樣的標準，主要原因有以下八個方面：
國外轉讓的是落后技術、污染產業：發達國家目前的環保條例越來越嚴格，這些生產工藝或技術在本國過不了關，才選擇到中國的。為了發展經濟，中國肯定不可能采用發達國家的標準，而一個落后的標準是不會被世界公認的。
高附加值終端產品的缺失：大飛機就是一個典型的高附加值終端產品，汽車、船舶也是，芯片更是。中國的玩具服裝不是高附加值終端產品，也許外國品牌是，但絕大部分的“Madeinchina”不是。
核心元器件依賴國外：很多企業拼來拼去，卻越來越同質化，于是使用的外國元器件就成了競爭的資本。其實，這些企業無非是在拼外國標準。在中國企業陷入“紅海”不能自拔之際，外國元器件可真的駛入“藍海”了。所謂的“藍海”，所謂的差異化競爭，都得建立在掌握核心技術核心元器件的基礎上，要不然永遠是“紅海”。
來料加工產品太多，外貿依存度太高：來料加工依賴于外國資金、外國技術、面向外國市場，為了方便外資進出，主要集中在沿海，也叫“水際制造”。其實質是，工業國家把處于產業鏈最底端的勞動密集型的組裝業轉移到后進國家。來料加工也好、水際制造也好、出口導向也好，都不可能打造中國標準，因為產品最終是為國外服務的，自然要按國外標準生產。
基礎工業的落后，制約了中國標準的發展：如中國是造出了世界領先的船舶，但很多關鍵設備都是外國產品或外國技術。當然，這也跟用戶的“貪大求洋”有關系，但選用外國貨也就選用了外國標準。
在高新技術空白領域的落后：我國不光在應用科學研究上落后，在基礎科學研究上也落后。當前的工業生產有一個重大變化，就是先有標準后有產品，因為落后者沒有資格制訂標準。
技術壁壘是WTO國家常用的手段：如果世界各國認同中國標準，那就沒有了技術壁壘。在關稅及貿易總協定中有一個叫“關稅與貿易技術壁壘協議”，也稱為“標準守則”，即要求締約國準備建立或采用某一標準系統或認證系統時，應保證其目的不是為了在國際貿易中制造壁壘。但現實是，技術壁壘恰恰是實施貿易保護主義的最常用手段。
標準與專利捆綁，標準與專利的界限越來越模糊：這是中國標準最大的攔路虎，也是中國標準舉步維艱的最關鍵、最根本原因。從技術專利化到專利標準化，再到標準許可化，是目前標準運作的基本模式。而標準的這種隱蔽性規則越來越成為世界貿易中的一道門檻，成為一種控制產業鏈、遏制競爭對手的工具。另外，標準也成為利益分配的工具，使產業利益分配朝先行的跨國企業傾斜，也使后發國家和后發企業的低成本制造優勢頃刻間蕩然無存。 (殷軼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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