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井礦山：受中國二戰被擄勞工聯誼會委托，就你公司在二戰時期與日本政府共同侵犯被擄日的中國勞工一事，針對你公司的侵權事實，函告如下：1943年4月到1945年5月期間，日本國強擄約4萬中國勞工赴日，并殘酷驅使這些中國勞工在日本135個工地進行奴隸般的勞動，食物粗糙，收容所狹小而骯臟，僅僅1年多的時間，就導致7000人死亡(占勞工人數的17%以上)。你方于此期間，強擄其中5517名勞工，強制其在你方所屬的10個工地工作，高強度的工作加之惡劣的生活條件，導致勞工死亡1072人之多。”
在二戰結束64周年之際，全國120個律師事務所向曾殘酷迫害中國勞工的現存20家日本企業寄出了如上函件。
2007年4月，日本最高法院判決“西松建設強制勞工”案終審敗訴，標志著對日訴訟大門關閉。目前，有正義感的人們開始走一條“非訴訟”的新路。
中國二戰勞工法律援助律師團團長鄧建國說：“我個人認為中國勞工的問題，不是這些勞工、親屬個人的問題，而是中華民族尊嚴的問題。為什么其他國家的戰后問題都解決得了，我們就解決不了？”
民間對日訴訟屢戰屢敗，原因是日方法律上有四大“攔路虎”。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聯合會副會長陳春龍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闡述了日本法院判決中國受害人敗訴的四大“理由”。
第一條，日本法院認為中國受害者“個人對國家無請求權”。雖然日本法院認定日本政府當時的行為違反了國際法，卻認為個人不享有援引國際條約在日本國內起訴日本政府的權利。陳春龍指出，這里的爭議，圍繞《海牙陸戰條約》第3條進行。該條規定：“違反上述法規相應條款的交戰當事者，有損害行為時應承擔賠償責任。交戰當事者對于軍隊組成人員的一切行為，亦應承擔責任。”
“日本法院認為個人不是國際法上的適格主體，但在戰時國際法中，為了嚴懲戰時不法行為，個人可以成為國際法主體，可以享有法律意義上的權利和義務。這已經過無數戰爭和審判實踐檢驗，成為國際社會普遍公認的國際習慣法。日本政府其實也清楚這一點，在其提出的抗辯理由中不得不承認‘個人一般不能成為國際法上的主體’，而未敢否認‘非一般’的情況。”
日本法院的第二條理由是“國家無答責”，指國家公務人員行使職權發生違法侵權損害時，除有特別規定外，受害人至多只能追究公務人員的個人責任，國家不承擔法律責任。
“這無論從致害人角度還是從受害人角度看，都是不公正的。”陳春龍指出，“而這一情況，在戰爭期間更加突出。”在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侵華戰爭期間，細菌戰、強制勞工服役等不法行為都是以“大日本帝國”名義，以公權力形式，有組織、有領導施行的。“它與個別軍人違反軍紀的個人行為有本質區別。如果以中國受害者只能追究日本軍人個人為由而免除日本國家侵略責任，那就無論從法理上還是倫理上，都違反了公平正義原則。”
第三，“超過10年的訴訟時效”，是日本法院判決中國民間戰爭受害者對日索賠敗訴的主要理由。
“這種判定是錯誤的、不公正的。首先，此種判定有意忽略、排除了消滅時效的起算時間點。”陳春龍說。日本民法總則第166條第1項規定，“消滅時效自權利得以行使時起進行”，日本國和相關企業強制奴役中國勞工，由于不當得利產生對受害人之債務，由于侵權行為產生對受害人損害賠償之債務，中國受害人的此種債權，因客觀障礙長期未“得以行使”。直至上世紀90年代，受害人才漸漸覺悟起來，知道自己的應有權利并付諸行動。
其次，從國際法角度看，日本民法20年消滅時效之規定，完全不適用于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訴訟。陳春龍指出，依據聯合國《戰爭罪和危害人類罪不適用法定時效公約》：“鑒于戰爭罪和危害人類罪是國際法上情節最嚴重之犯罪，在規定對其實行追訴權和執行權的所有正式宣言、條約或公約中，均不設定法定時效期限。”
第四條托詞是：“根據《中日共同聲明》，中國人的個人索賠權已放棄，原告沒有理由提出訴訟請求。”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用這一理由判決“西松建設強制勞工”案敗訴。就在日本最高法院宣布判決后，中國外交部即提出強烈反對，聲明日方解釋是非法和無效的。
而早在此之前的1995年3月7日，時任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錢其琛就在全國人大會議上答復：“在中日共同聲明中，中國政府聲明放棄對日本國的戰爭賠償請求，限于國家之間的戰爭賠償，不包括中國國民個人的損害賠償請求權。”
曾有日方專家給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聯合會會長李良杰分析過原因。“他說，其實也不是政府付不起中國這4萬被強擄勞工的賠償金，關鍵是老鼠拉木锨，大頭在后頭啊。日本專家就說，我們也怕啊。如果這個勞工賠了，那么南京大屠殺30萬人，我們賠不賠？重慶大轟炸也幾十萬人，我們賠不賠？二戰時日軍細菌戰、在中國做活人體實驗，我們賠不賠……”
“發律師函的主要目的，是讓日本政府、日本企業不要認為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的一紙判決，就讓中國受害勞工和民間對日索賠偃旗息鼓了，我們爭取公正的行動仍然在繼續，我們參與的志愿者正越來越多。第一封律師函的措辭是相對平和的。因為考慮到現在有一部分日本友人和律師仍在同我們一起，為爭取勞工權益而奮斗。請日本的人們也想一想，假如是你們的同胞遭受了如此殘酷的待遇，那么多年權利都沒得到伸張，你們會怎么想？”鄧建國律師說。
在2007年以前，對日訴訟主要是日本律師在行動，因為在日本訴訟，只能由日本律師出庭，中國律師主要提供國內支持。而中日律師團和勞工代表在山東定下“用非訴訟方式解決，向日本加害企業直接索賠”的方案后，現在主戰場轉移到了中國，需要中國律師的大量參與，為此向全國律師發出倡儀書。
倡議書發出之后，河北、山東、內蒙古、河南等省120家律所積極響應并簽字支援，原本563人的中國律師團，增加到共計約1000名律師志愿參與。
“這就是中國律師的歷史使命，是我們的責任。”鄧建國說。
本報北京8月12日電 本報記者莊慶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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