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稱直接派錢是最省成本的紓民困措施
為什么要直接派錢?
媒體也紛紛評論,指出當前是人民最需要“紅包”的時候。“紅包”的設想并非不可行,真正的問題是我們有沒有“有為者亦若是”的改革勇氣,在操作層面上大膽嘗試。
“直接派錢是最省成本的紓民困措施,派錢是最直接的還富于民。”“澳門紅包”的研究者、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理事長蕭志偉認為,“我的提案看起來有點‘outofbox(不合常規)’,但其實非常嚴肅。”刑普強調,“而且,在國際上,這樣的做法并非沒有先例,美國、新加坡、香港都曾經有過類似的做法”,“我的提案主要是想引起決策層對這個問題的關注”。
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公共政策研究專家郭巍青教授則評價:“地方政府關注民生、保障民生的‘紅包行為’應該得到鼓勵和肯定”,“通過公共財政來緩解民生的困難,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的分內之職。”
不少網民認為,東莞的做法是雙贏之舉。在CPI指數連創新高、通貨膨脹壓力累積的困境下,派發“紅包”的政府行為對于緩解部分民眾的生活壓力、穩定群眾生活秩序有著重要的意義,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內需、抑制通脹。而且,政府分紅不僅還原了財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本色,也是對“還富于民”的社會訴求的回應,更是平衡社會財富分配、促進國民收入分配公平的一種努力。從另一個角度來講,“政府分紅”的實施也將凸顯政府“執政為民”的理念,為政府“加分”。有人期待此舉產生積極的漣漪效應。
在新浪網,一位重慶網友稱,東莞的做法是一件值得推廣的大好事。一位北京網友也表示,發“紅包”是好辦法,真正關注民生!而在網易和騰訊網,有不少網友建議有條件的地方,可學習東莞,把紅包推而廣之。
媒體也紛紛評論,指出當前是人民最需要“紅包”的時候。“紅包”的設想并非不可行,真正的問題是我們有沒有“有為者亦若是”的改革勇氣,在操作層面上大膽嘗試。
不過,在一片贊揚的同時,坊間也有質疑之聲。
東莞當初表態要效仿澳門分紅時,一度被譏為作秀。就像對待刑普那樣,有人將其看成是荒誕或怪異的表達。
有人質疑“紅包”發放程序的合法性:發紅包之前,可否進行過立項、審批、聽證、組織論證等程序?上億元的大紅包,是否以預算的形式經過人大的審議表決?更有人認為,分紅受惠面狹窄,且存在慣性歧視,在一定程度上嚴重挫傷了外來民工的積極性。稍有不慎,這座昔日全國著名的“民工城市”,就將面臨一場“民工危機”。
也有人認為,分紅制度不能曇花一現,形式上也不要只局限于發錢。
“只是穩定的濟困制度中的一個環節”
“我們從來沒有說過搞全民補貼,一人發一個紅包,不現實,也沒必要。工人的最低工資一提再提,事業單位也隨著物價上漲加了工資。”
就在外界熱議紅包事件時,東莞市民政局內部卻波瀾不驚。
“我們不是心血來潮,而是按照正常程序,做了一項很平常、沒有爭議的工作。發1000元補貼,只是我們穩定的濟困制度中的一個環節,是首發,但很可能不是最后一次。”鄭文輝說。
近年來,東莞一直注重對困難群體的補貼。有統計數據表明,東莞市政府的補貼力度在不斷加大,頻密度也在不斷提高。
“當然,民間熱議可以理解,特別是與港澳、與刑普聯系起來看。不錯,我們受到過澳門的啟發,但和它最大不同的是,我們是立足了東莞現實,立足了近期物價高速增長的現實,選取七類最弱勢的人群,予以補貼。”鄭文輝說:“我們從來沒有說過搞全民補貼,一人發一個紅包,不現實,也沒必要。工人的最低工資一提再提,事業單位也隨著物價上漲加了工資。”
東莞市統計局的數據顯示,至2007年末,東莞戶籍人口為171.26萬,常住人口為694.72萬。去年,財政收入達到539.5億元。
“對困難戶發補貼,錢不是問題,就是2億元,財政上也拿得出來。怎樣把這筆資金踏踏實實落到困難戶頭上,卻是比較關鍵的。”鄭文輝認為。
中央黨校學者鄧聿文則認為,財政來之于民,也應該用之于民。就此而言,劉志庚給市民發“紅包”的這一想法,的確是個負責任的政府應有的態度。而同時也應該看到,對其他很多經濟發展一般、財政只能維持“吃飯”的城市或地區,要他們從財政里面拿出一筆錢來補貼受物價影響的群眾,也是很難實現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