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本報記者了解到，大部門體制可能在今年小范圍試點改革，交通和農業等領域首當其沖。
作為改革開放后的第六次國務院機構大改革，“大部門體制”改革具體方案據說已“接近征求意見的尾聲”，但記者就其中的內容向中央編辦、國務院研究室等部門求證時，所有被采訪的官員對此都諱莫如深。
與政府官員不同，接受記者采訪的相關專家，不僅對新方案充滿期待，有的甚至還樂觀地認為，隨著大部委制改革的推進，沉寂多年的政府雇員制、“省管縣”制等，可望就此被激活。
“執行權”醞釀下放
為了從根本上解決能進不能出、能上不能下的政府機關人事制度，政府雇員制或將在改革中應運而生。
1月24日，中央黨校教授王貴秀向本報記者透露，為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原有的政府權限會在這次改革中三分為決策權、執行權和監督權，“三權分立的政務體制，為政府雇員制的全面推行準備了條件”。
政府雇員制在國外很普遍，據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任建明教授介紹，在許多國家和地區，政務官和事務官是分開的，其中，事務官所從事的工作，基本上都可以由政府雇員代為完成。政務官因選舉有一定任期，事務官則相對穩定，只要不出現重大失職，個人操守沒有問題，就不會被解職。
實行大部委制改革和推廣政府雇員制，動因都在于提高政府效率。專家介紹，我國數次的政府機構改革，并未徹底擺脫計劃經濟時代的管制型、全能型政府痕跡。目前，除國務院辦公廳外，國務院組成部門共有28個，特設機構1個、直屬機構18個、辦事機構4個、部委管理的國家局10個、直屬事業單位14個。另外，還有100多個議事協調機構，但在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政府組成部門一般都不超過20個。
“推行政府雇員制，最大的好處就是將‘三權分立’中的執行權，交給政府雇員，從而將大量的公務員從事務性的工作中解放出來，這樣既能集中精力用于決策和監督，又能減少因行政職能交叉給經濟社會帶來的副作用。”對此，有研究表明，我國自1999年至2005年間，因額外的行政成本對經濟增長的負作用達到1.73%。
政府雇員制，只是政府體制改革的一種。在專家看來，包括此前已經啟動的“省管縣”試點、有關新增能源部的設想等，都會隨著這次改革，向縱深推進。其中，“能源部”改革被認為是啟動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契機，而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成為重啟政府雇員制的契機。
專家建議“兩步走”
這次眾人關注的“大部門制”改革，源于十七大提出“抓緊制訂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總體方案”，因此有樂觀的人認為，“大部門制”探索，將成為新一輪行政體制改革的先聲。
熟悉我國行政體制改革的人都知道，自1982年至今，我國先后進行過5次大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
前5次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起步都是精簡機構、裁汰冗員，但最后的結果，在改革中不斷重復了“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的老路。專家由此建議，這次改革不能再急于求成，
近日，中國人民大學行政管理系主任毛壽龍等完成了一份關于政府機構改革的課題報告。該報告建議，大部門體制改革可分兩個階段進行：2008年小范圍試點大部制，在交通和農業等領域試點，總結經驗教訓；5年后即2013年，在鞏固以往改革成果基礎上，進一步進行政治、職能和組織層面的改革。
人事的調整與任免，無疑成為此次改革面臨的最大阻力。對此，毛壽龍分析認為，這次改革，國家想必會統籌考慮，盡量減少改革帶來的動蕩，比如，適時鋪開政府雇員制，這樣，既保留了相應的人事待遇，又能緩解崗位不足的壓力，直至形成良性的人事循環。
部委領導低調應對
就在大家對政府體制改革熱情高漲時，所有被記者追訪的政府官員，對此卻表現得波瀾不驚。
1月22日，記者利用國務院新聞發布會的機會，在會議結束之后“堵住”國家安監總局局長李毅中。這位被稱為“中國最忙的部長”，在不久前的一個公開場合上，在回應中央紀委副書記干以勝的談話時，表達了“希望自己能從人群中銷聲匿跡”的愿望。
李毅中的這一表達，迅即被媒體作多種解讀，加之中國民航總局原局長楊元元此前調任國家安監總局副局長，媒體由此猜想，國家安監總局的地位和職能，會否因這次改革而有相應的調整？當記者將這一問題請教李毅中時，他在片刻沉默后，帶著微笑告訴記者：你的問題與今天的主題無關。
針對機構改革，交通部官員的態度也只能用“極其低調”來形容。根據此前傳出的消息，交通部是這次改革無法繞開的部門。
對此，交通部新聞發言人何建中面對記者的追問，直言“那是中央領導的事，我們只聽候消息而不發布消息”；受同樣關注的鐵道部，該部新聞發言人王勇平面對記者的相關求證，建議記者“消息從哪里來到哪里去求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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