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北京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主編的首部《中國公民社會發展藍皮書》發布。雖然20多位學者所論重點各不同，但是他們都承認一點：中國已經邁進公民社會。“如果說在2008年以前我們對此還抱有模糊看法的話，那么，在汶川大地震中，中國人的總體表現已彰顯了這一品質。”北京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主任高丙中教授說。
不過，學者們也意識到，中國的公民社會還遠未發展到成熟的階段。一方面，公民精神尚待進一步的培養轉化；另一方面，在復雜環境下生長的民間組織更需規范均衡。正因為如此，當人們關注中國30年變遷時，眼光多集中在GDP增長速度的世界性奇跡上，而對公民社會崛起的深遠影響重視較少。
藍皮書歷時3年完成，其著者似乎在梳理，亦是在警醒。
2008年，公民社會元年
中央編譯局副局長、比較政治與經濟研究中心主任俞可平不時能夠聽到這樣一個問題：中國到底有沒有公民社會？該問題背后的依據是，中國過去沒有現代意義上的公民社會，現在正在崛起的公民社會與西方的公民社會又極不相同，差距之大使人懷疑中國的公民社會究竟是不是公民社會。
俞可平本人是沒有懷疑的。他認為，中國公民社會的的確確存在，而且具有一般的特征：它相對獨立于國家和政府；它的主體是非政府和非營利的民間組織；它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物，也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它有自己既不同于政府系統又不同于市場系統的運行規律；它對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和民主政治的進步有著重大影響。
俞可平的理由很多，其中，民間組織的大量存在和快速發展是首要的。根據民政部的最新統計，截至2008年6月底，全國各類民間組織為38.6萬多個，其中社會團體21萬多個。不過，學者的估計大大超過了這個數量。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NGO研究所的估計是200萬至270萬個之間。無論如何，龐大的民間組織正是公民社會的基礎和主體。
北京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名譽主任李景鵬教授對此也是沒有懷疑的。只是他把闡述重點放在了“純粹私人領域”。“公民社會由兩個部分組成：一個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生長出來的純粹私人領域；另一個是蓬勃發展起來的各種民間組織。”他說，在中國公民社會的最近發展中，首先起作用的是公民社會的無組織部分的發展，即一個獨立于政治社會的純粹私人領域的出現。
李景鵬認為，對于一個公民社會比較發達的國家來說，純粹私人領域并不重要，也常被人忽視，但對于處于轉型過程中的全能主義國家來說，情況就不同了。“這個私人領域對于培養人們的自由意識、獨立意志和自主性起著潛移默化的巨大作用。”
在這個領域中，人們首先作為自由、獨立的消費者存在，人們可以自由自主地選擇自己的消費意愿和消費方式——當然，商業廣告和信息不對稱等因素會影響人們的選擇，但不影響人們的自由感；人們進而作為對生活方式的自由自主的選擇者存在。只要不違背法律和社會道德規范，任何人都無權干涉。“這對于長期受到禁錮的中國人來說，是一個極大的解放”。
高丙中從歷史的角度分析支持著李的觀點。他告訴記者，中國已經從“單位社會”走入“公民社會”。改革開放前，中國人都屬于特定的單位，并且專屬于特定的單位，個人既沒有實際的政治權利，也沒有獨立的經濟信用，就連消費也只能按照票證規定的數量和品種購買和分配。那種因為具有多樣、不確定和靈活的屬性而可以稱為“社會”的空間微乎其微。
學者們似乎都提倡——至少不反對——將2008年作為中國公民社會元年。“汶川大地震中幾十萬志愿者和許多民間組織在抗震救災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是有目共睹的。有人將此說成中國公民社會的元年，也是有道理的。”李景鵬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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