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生育能力和生育文化，在進一步向出生率走低的方向演進，在可見的未來，這一趨勢將長時間保持不變，不再能夠回頭。
2006年12月份的北京媒體，同時報道了首都人口與發展論壇關于北京市近年來人口形勢的一些分析。據有關機構調查發現，與1990年相比，北京35歲以下的育齡女性生育意愿已明顯降低，1990年一半的育齡女性在25歲時就有孩子了，目前這一年齡已提高到28歲；而在35歲以上育齡婦女中，未生育的比例越來越高，其中35歲仍未生育的比例，已由1990年時的4.08%上升到今天的11.79%；另外，在允許生二胎的獨生子女家庭中，有六成以上打算只要一胎或者不生育。
這些數據無疑表明北京市居民的生育文化，在最近十余年間又向不愿生育的方向，推進了一大步。北京的情況又是整個中國、特別是中國那些大城市的一個縮影，如今上海、廣州和北京這些地方，人口出生率都已在1.0左右徘徊，居低不上。
人口出生率和生育意愿下降，不愿多生孩子的生育文化的形成，其實又非中國一家，而有著世界一般性。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一些發達國家經歷一段時間的人口增長后，又重新出現人口低增長甚至停滯現象，而到21世紀初的現在，這種人口出生率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的現象，已經蔓延至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無論先發國家還是后發國家皆是如此。就連一向認為高出生率的非洲和穆斯林社會也不例外。印度、伊朗和埃及這些在人們印象中生育水平較高的國家，其實與20年前相比，其生育水平都已明顯在下降，印度目前總和出生率為2.3，只比美國略高，伊朗目前大約只有1.8左右，竟然比美國還低。遙想20年前，這些國家的總出生率，都還在5—6的高水平，短短時間內的巨大變化，令人難以想象。
從長遠來看，決定人口能否增長的，還是要看人口出生率。在世界性地出現出生率下降的現象后，現在人們所關心的問題，已轉向另外一個：那就是出生率的回升，是否還有可能？
根據以往經驗和種種研究，許多人已經得出悲觀結論：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負增長問題，將帶有長期性，不太可能人為逆轉。回顧歷史，發達國家的人口出生率，大多從19世紀末就已開始下降，而法國更“一枝獨秀”，在19世紀前半期就已率先出現這種情況。因此早在19世紀中期，歐洲國家們便開始重視出生率下降問題的研究。法國人普萊將法國生育減退的原因歸于法國獨特的遺產分割制；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時法國人杜蒙則提出了社會毛細血管現象說；而德國的布倫塔和蒙伯特則提出了福利說；此外還有勒魯瓦。博列和貝蒂龍的文明說等，不一而足。
而據日本學者大淵寬和森岡仁歸納，這些生育減退理論又都可列舉各種要因，如：廉價而安全、方便的避孕方法的普及；女性教育水平和社會地位的提高；教育的義務化與子女的經濟價值下降；人口社會流動性的增大；從事非農業生產的女性增多與生育、育兒機會成本的增加；支持多育思想的宗教信念的下降；對傳統行為規范的繼承起阻礙作用的城市化和核心家庭化；老齡保障與其他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嬰兒死亡率的持續下降；等等。
由于以上這些因素大都隨發達國家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而出現，研究者普遍認為，出生率下降和人口減少，是人類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必然結果，隨著它們的推進，人類生育環境發生了深刻轉變，促使人們的生育意愿不斷降低。這一結論盡管不是金科玉律，但它卻給我們觀察人口出生率問題，提供了一個最有效的客觀依據。
在19世紀中期以來，世界一些國家在經歷出生率下降現象后，又曾因為各種原因而產生過出生率的回升。
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發達國家就普遍經歷過人口出生率的回升。然而，在21世紀上半葉的世界上，這種經歷重現的幾率，已經極其微小。原因在于，那時這些國家的城市化和工業化水平，還并不是決定性的，在各國人口中，農村人口還占有主要地位。但今天發達國家都早已完成工業化，人口絕大多數已生活在城市，而發展中國家也大多步入工業化中期，城市化水平顯著提高。
這與以往截然不同。
除此之外，隨女權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興起，女性解放的幅度，也完全為往昔所不可比擬。而近半個世紀以來人類物質性生活樣態的急劇改變，也已導致全球各地普遍性的生育能力降低。更遑論鼓勵生育的傳統文化，特別是宗教對社會的影響，已遭到極大削弱。如上種種，都使人類生育能力和生育文化，在進一步向出生率走低的方向演進，在可見的未來，這一趨勢將長時間保持不變，不再能夠回頭。（程亞文 作者系北京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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