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踟躅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不少人眼神狂躁迷茫。
他們是農民工流動人口第二代，一個在城市化進程與城鄉分割體制難以調和的矛盾之中日益擴大的城市邊緣人群。
在城市里，這個特殊的群體愈來愈龐大，但是，他們如何能夠融入城市？
二代移民犯罪率上升
《瞭望》新聞周刊的調查發現，一些大城市中農民工第二代的犯罪率正在呈上升趨勢，他們可能在未來城市犯罪中占有越來越高的比例。專家指出，解決他們的“文化認同”問題，將是有效預防犯罪的關鍵。
記者在上海市少年管教所采訪時得知：2000年上海市與外省市戶籍的未成年犯人數比大致在6:4，這個比例持續到2002年，但是從2003年開始，這個比例開始倒置，即4:6，并持續到2004年，而2005年的比例已經是3:7，也就是說10個少年犯中有3個上海籍、7個外省籍的。
上海市少管所教研處主任胡騫驁表示，在短短的5年多，在押犯少年的省市結構明顯發生倒置，是十分值得重視的一個現象。
胡騫驁說，以前上海外省籍青少年犯罪以流竄犯罪為多，近年，來上海時間較長的外省籍少年犯罪現象開始出現，這區別于因盲目來滬在短期內犯罪的少年。經調查發現，這群特殊的少年可以稱之為自上個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農民工的第二代。他們的父輩是80年代中末期來上海打工，并一直生存在上海，在他們通過各種生存手段站穩腳跟之后，便逐漸擴大生存基礎，最終是讓仍遠在家鄉的子女來到城市，也有的是在上海生下了自己的孩子。
他隨機調查了83名外省籍未成年犯，其中有18人曾就讀過上海的民工子弟學校，所占比例為21.69%，這些少年來滬時間最長的14年，最短的半年，平均來滬時間為6.5年。他們的父母最長的來滬20年，最短的來滬也有3年，平均來滬時間為10.22年。
記者在上海少管所采訪了一個名叫劉明（化名）的少年犯。劉明今年18歲，老家在江蘇淮安，近年來一直跟著父親生活在上海。其父來上海已有20多年，對劉明的家庭教育除了打就是罵，劉明的門牙就是父親踢掉的。由于管教不當，他染上了毒品，后因為盜竊被判刑四年。
胡騫驁介紹說，農民工第二代的犯罪主要集中在搶劫、故意殺人、故意傷害、尋釁滋事和強奸等暴力犯罪，以共同犯罪為主，較集中于過度追求物質享受，犯罪時的盲目性強。
難以融入城市導致心理偏差
專家學者認為，農民工第二代城市犯罪率上升，有各種原因，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很難獲得對城市的“文化認同”。
作為城市結構的新生組成部分，他們不僅僅是生存意義上的融入城市，更在自我認同、生存方式乃至價值觀等方面都試圖融入這座城市，但屢屢受挫，讓這一群體存在著較為強烈的不公平感覺，導致了自卑、怨恨等不良心理。
上海大學社會學教授顧駿認為，跟第一代城市打工移民相比，其子女的訴求更高，“他們的父輩是以家鄉為參照物的，是一種縱向比較，他們能夠在比農村生活條件好的城市生存下來，就滿足了。但他們的子女，也就是第二代城市移民并不這么想，他們是以有城市戶口的同齡人為參照物的，是一種橫向比較。跟父輩相比，他們的不滿意度無疑要高得多。他們長年在城市生活，甚至在城市出生，對農村老家根本沒有印象，但由于沒有城市戶口，他們還是被看作農村人。”
上海少管所理論研究室支部書記王榮祥說：“跟他們父輩不同的是，第二代移民在城市沒有根，農村也沒有根，這批人越來越多，融入不了城市，也回不到老家。不少人物質生活條件較差，社會適應能力弱，心理健康情況也不佳，容易走上犯罪道路。貧困不會產生犯罪，但是因貧困而產生的不滿則可能引發犯罪。”
由于很難融入城市，第二代城市移民留下了心理創傷。2004年，一個名叫甄峰的安徽女孩因在上海就讀時遇到歧視而自殺。
記者在上海采訪的一些農民工子女均表示：命運對他們不公平。劉明說，他羨慕城市，又恨城市。上海寶山區安南學校（民工子弟學校）一位小學生在一篇題為《我心目中的上海》的作文中寫道：“我們外地小朋友的家庭、生活情況和上海小朋友比起來差遠了。他們吃得比我們好，住的是幾室幾廳的樓房，上的是正規學校。而我們呢，吃得比他們差，住的是小房，上的是外地學校。他們上海人瞧不起我們外地來的，總有一天我要讓他們瞧得起！”
對城市流動人口第二代來說，小小年紀，已能感受到城鄉分割體制的切膚之痛，薄薄一紙戶口，卻是生命難以承受之重。
讓城市成為他們的“歸屬”
專家學者表示，全社會亟須思考一個問題：如何讓城市農民工子女在逐漸成年的過程中，能夠比較好地接受主流價值觀并融入其中。
胡騫驁說，據統計，上海市以接受進城務工就業的農民工子女為主的學校有300多所，人數約在20萬左右。面對這樣一個新生的群體，在面對種種變數的情況下，如果有1%的人犯罪的話，后果可想而知。
上海虹口區黨校常務副校長王志遠認為，現在全國很多城市的農民工數量龐大，像上海有500多萬，一些區縣的農民工數量與戶籍人口之比已經1:1了。跟城市居民相比，這是有沖突的兩個文化群體，如果不努力加大文化上的融合，尤其是第二代城市移民的文化融合，遲早要出問題，“第二代城市移民有形成龐大群體的基礎，又有自己的亞文化，其中的文化、習慣力量很大，必須善加引導。”
專家表示，從小的教育是讓一個孩子接受主流價值觀的最好途徑，但是目前對第二代城市移民進行有效教育非常困難：他們在民工子弟學校接受學校教育，師資力量非常薄弱；家庭教育容易走向溺愛和暴力兩端；他們在社會上，周圍則是充滿怨言的小環境。
上海閔行區外來務工人員已經超過戶籍人口，區教育局長柯碧華說，近年來上海采取種種措施，促使公辦學校接納農民工子女上學，但是現在面臨一個很大的難題，“只有小學和初中接納農民工子女上學，初中畢業了，只能回原籍去上高中，但有些孩子原籍什么親人都沒有了，他怎么回去？只能選擇輟學了。”
上海海事大學“三農服務社”社長、大二學生葉峰一年多來一直在浦東新區的幾所民工子弟學校擔任志愿者，其中一項重要工作是讓民工子弟產生對城市的“歸屬感”。他正策劃一個活動：民工子弟學校與城市公辦學校聯誼，讓農民工孩子與城市孩子多親近親近。
“我希望他們對城市多了解一些，我們也可以在價值觀方面引導他們一下。”葉峰說。
專家呼吁，應當充分重視城市農民工子女的生存和發展權利。與第一代相比，他們中一些人可能會更加趨于激進，訴求的簡單化、暴力化和突發性將會更加突出，并形成基于貧困的惡性循環。對農民工子女需要支付“人文成本”，重點關注他們受教育的權利，完善體制外教育模式的管理；關注他們在城市化改革中的心理承受和宣泄方式，提供相應的心理訴求渠道；完善對他們合法權益的保障機制。(記者 肖春飛 苑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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