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新浪網育兒北京論壇上的一個帖子引發眾多網友關注：“我女兒小莽9個月了，膽道閉鎖。她從滿月以后一直在看病，用光了我所有的積蓄，現在我沒有做手術的十幾萬元，這對小地方的工薪階層來說，是很大的一筆錢。我也想過放棄，可是每天翻來覆去地想，還是不舍得，我不想讓女兒死！我欠的錢、欠的情可以慢慢還，女兒走了就再也回不來了。
所以請大家幫幫我，我以后一定會努力地掙錢，慢慢報答所有的好心人……希望大家能夠幫幫她，給她一個活下去的機會！”
無獨有偶。今年2月14日，北京電視臺記者周小紅在自己的博客上連載《白血日記——墨依和我的生活》。墨依是她年僅兩歲的女兒，今年1月18日被診斷患有白血病。周小紅在日記中真實地記錄了兒童白血病病房里的故事，引起無數網友的共鳴，跟帖如潮，許多網友自發地為這位不幸的母親捐款。
近年來，有關兒童患病，社會獻愛心的報道層出不窮，我們在同情、憐憫、感受人間真情的時候，卻也有了另一種反思：難道孩子得了病，只能通過捐款來解決嗎？誰能給他們一個堅實的保障？
基本醫療保險——是誰遺忘了孩子？
“我現在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多弄點錢給孩子治病！”侯玉清說，“哪怕賣房子賣地，以后的生活已經來不及考慮。”在北京兒童醫院的病房門口，他抹著眼淚說。
侯玉清是內蒙古呼和浩特人，妻子大學畢業后在一家企業做文秘，侯先生則與朋友合伙做起了印刷生意。2003年，他們的兒子侯洋出生，一家人1萬多元的年收入，雖然算不上大富大貴，日子卻也過得衣食無憂，幾年下來倒也有三四萬元的存款。
然而，天有不測風云。2005年，兒子被查出患有白血病，小侯洋住進了北京兒童醫院。3個療程下來，治療費花了8萬元，“跟親朋好友又借了5萬元，但治病的錢還是遠遠不夠。”侯玉清嘆了口氣說，“紅十字會也找過了，說救助不過來，只能等有人捐款。”侯玉清痛苦地搓了搓手，“現在最怕的就是醫院來電話，不是孩子出事兒了就是要錢，看到醫院的電話都害怕，真不敢接啊！”
這樣的故事在北京兒童醫院每天都在上演著。現在老百姓都說，最擔心的就是得病，尤其是孩子得病。由于孩子沒有醫療保險，只要孩子患病，即使是感冒發燒之類的小病，動輒上千元的醫療費也就成為許多家庭頭疼的問題。
嚴女士的兒子今年4歲，去年因為肺炎住過一次院，“總共花了近1萬元。”嚴女士說。對于嚴女士這樣中等收入的家庭，這也是一筆不小的支出，“真不敢想象如果家里窮一點，孩子生病了該怎么辦。”
嚴女士今年32歲，父母原先都在事業單位工作，她小時候看病的花費都可以由父母單位報銷。她想不通，為什么現在生活好了，家里又都是獨生子女，孩子的醫療費反而沒處報了。
根據原政務院1951年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和1952年《關于全國各級人民政府、黨派、團體及所屬事業單位的國家工作人員實行公費醫療預防的指示》，全民所有制企業職工及其供養的直系親屬都享受勞保醫療，“各級人民政府、黨派、工青婦等團體及文化、教育、衛生、經濟建設等事業單位的國家工作人員及革命殘廢軍人”享受公費醫療，經費“統一撥給各級衛生主管部門統籌統支”。隨后，享受公費醫療待遇的人員擴到在鄉干部和大專院校的在校生。
由于單位保障的非社會化，導致了這種醫療保險體制覆蓋面窄、資金來源渠道不穩定，從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全國各地以不同形式對公費勞保醫療制度進行改革。1998年年底，國務院頒布《關于建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決定》，建立基本醫療保險統籌基金和個人賬戶，基本醫療保險費由用人單位和職工共同繳納。統籌基金和個人賬戶有各自的支付范圍，個人賬戶主要用于支付門診和小病費用，統籌基金主要用于支付住院和大病費用。
在這個醫療保險制度體系中，沒有涉及職工家屬，于是，兒童的醫療費用就成了“沒娘的孩子”。有的單位還繼續沿用原來的勞保醫療制度規定，雙方職工各自負擔孩子醫療費用的一半，但大部分單位都不負責兒童醫療費用，農村合作醫療對兒童的保障水平就更低。近年來，北京、上海、蘇州等部分地區建立了少兒住院互助基金，但整體看來，18歲以下的嬰幼兒、中小學生的醫保還是比較薄弱的。
少兒住院互助金——有限的救助
2004年9月，北京市紅十字會、市教委、市衛生局聯合設立少兒住院互助金啟動，這是繼上海之后的全國第二個建立少兒住院互助金的城市。
北京市紅十字會少兒住院互助金管理辦公室主任于瑞琴告訴記者，少兒住院互助金是在廣大家長集資基礎上構建的少兒醫療保障網，在兒童因病、傷住院時按規定支付部分醫療費用，解決一家一戶風險獨當的困境。
據了解，參加少兒住院互助金的少兒每學年交納50元后，因傷、病住院時產生的費用就可以按照比例報銷。根據《北京市中小學生、嬰幼兒住院醫療互助金管理辦法》的規定，住院醫療費的50％由家長自理，其余50％由互助金分級支付，支付比例從60％至90％不等，最高不超過8萬元。
“近兩年來，少兒住院互助金能夠正常運轉，但長期有效運作還是需要高覆蓋率。”于瑞琴說，2005年較之2004年，覆蓋率僅提高了不到2％，而這也導致了較低的報銷比例，“目前只能平均報銷34％”。
目前，北京市能夠參加少兒住院互助金的僅有兩類，一是有北京戶籍的兒童；二是有“北京市工作居住證”的外地人員在京居住子女。于瑞琴說，“流動人口子女參加少兒住院互助金還是比較難解決的。”
于瑞琴表示，現在北京市流動人口很多，到京就醫的也不在少數，“人群不固定，發病率、住院率就不好統計。而少兒住院互助金要根據孩子發病、住院的比例確定交費標準、報銷額度等，如果比例不固定，就無法保證平衡運作。”因此，要將這部分孩子納入少兒住院互助金范圍很困難。
“在兒童醫療保障體系尚未建立時，給大多數家庭造成困難的還是大病。”于瑞琴認為，雖然少兒住院互助金能夠解決一定的困難，但少兒住院互助金是兒童醫療救助制度缺位時的一種補充，各地互助金都有戶籍上的制約，并不能惠及所有兒童。“建立政府主導的兒童醫療保險制度，讓所有兒童無論得什么病都得到基本的醫療幫助才是最終目標。”
慈善機構救助——有心無力
作為公益機構，中國紅十字基金會目前為患白血病、腦癱、先天性心臟病和重癥肌無力的兒童設有專項救助基金。但紅基會秘書長王汝鵬說，大病救助是個沉重的話題，面對“話未說，淚先流”的父母，“常常需要做出艱難而痛苦的抉擇”。
王汝鵬說，紅基會的捐款大多來自個人，一般都是幾百元，“企業覺得回報小，表現得很現實。”因此，有限的私人捐款相對不斷增加的患兒來講，實在是杯水車薪。據統計，全國每年新增白血病患者約4萬人，其中50％是兒童，尤其以2歲~7歲的為主；全國有600萬腦癱患者，其中12歲以下的腦癱兒童有178萬人，70％的腦癱患兒生活在貧困地區；全國每年1670萬新生兒中先天性心臟病發病率為7‰~8‰，即每年新增14萬左右的先天性心臟病患兒，其中能夠有條件得到治療的患兒僅為6萬人左右。
截止到今年7月15日，紅基會共收到白血病患兒求助資料586份，救助90名；腦癱患兒求助資料58份，救助12名；先天性心臟病患兒求助資料37份，救助6名；重癥肌無力患兒求助資料6份，救助2名。對于前來求助的患兒，紅基會也常常有心無力，這就是王汝鵬所說的“痛苦的抉擇”。
“以前我們認為只有家境貧困的患兒需要救助”，紅基會的一位工作人員說，“可在實際工作中，我們發現普通工薪階層照樣無力承擔這些重癥兒童的治療費，因病致貧的家庭太多了。”以白血病為例，如果采取放、化療方法治療，費用大約在25萬左右；如果要采用造血干細胞移植治療，費用至少在40萬元以上。
這已經超出了絕大部分家庭的承受能力。根據美國麥肯錫公司的調查，目前我國77％的城市家庭年收入少于2.5萬元，治療費與年收入之間的巨大差距讓很多家長不得不選擇放棄。
“很多家長，到我辦公室就跪……”王汝鵬說，這個時候非常難過，“我們收到的捐款有限，無法救助每個孩子，不得不被迫進行選擇性救助。”為此，紅基會設有專門的機構，由捐款人代表、媒體、醫生等各方面人士共同決定救助對象。“重癥患兒的救助是醫院、家庭、政府、社會不可推卸的責任，不能光靠家庭、公益機構。”
覆蓋兒童的醫保體系——眾望所歸
全國政協委員朱宗涵已經連續3年提交為兒童建立社會醫療保障制度的提案。在他看來，占總人口22.89％的兒童作為國家的未來，他們的健康問題應該得到全社會的重視。
“政府應該承擔起責任。”朱宗涵說，國家建立的兒童社會醫療保障制度有別于現在民間的各項捐助，“北京、上海等地建立的少兒住院互助金制度，是家庭之間的互助，資金來源和參保人數比較有限，缺乏政府、社會的支持。”在今年的提案中，朱宗涵提出，要從國家每年增加的財政收入中拿出一定經費，建立由政府主辦的福利性的兒童醫療保險和兒童醫療救助基金。城市可以以農村合作醫療的模式解決兒童的醫療費用，即政府出大部分、家庭出小部分，建立城市兒童合作醫療制度。
這些建議目前尚未得到有關部門的答復，“因為涉及多個部門，這是一個系統工程，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建起來的。”朱宗涵說。
解決兒童的醫療保障問題，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顧昕認為，有一個最為節省成本的辦法，在現行的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中只需要修改一條，城市兒童就可以納入醫療保險體系。
“在職工醫療保險制度中，允許職工自主選擇為第二個、第三個人投保，自行支付保費。”顧昕說，“他可以選擇配偶也可以選擇孩子，這就能比較經濟、方便地讓孩子得到醫療保障。”他認為，就兒童單獨再搞一個醫療保障體系，必要性不大。“最好的方式是以家庭為單位，把孩子和職工放在一起、附屬于職工醫保制度可以有效地降低成本和風險。”
顧昕認為，兒童醫療保障體系依附于職工醫保制度建立是具有可行性的。“對沒有單位或工作的人，勞保部門可以開設專門的服務窗口，方便他們購買。”而對18歲以上的高校大學生，他也提出了設想，“教育部可以將這個‘團體’交給商業保險公司，比如可以設3個不同險種，由學生自行選擇。”在他看來，有了市場保障之后，商業保險公司可以節省代理服務環節的成本，“肯定有公司愿意干”。
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部的一位研究人員則認為，最根本的辦法還是實行全民醫療保障。去年國務院研究中心的一項醫改報告發表后，曾引起社會強烈反響，作為課題組成員之一，這位研究人員向記者透露，目前他們正在進行第二階段的研究，將對醫療保險的框架有個整體設計。如果按照這個整體化的醫療保障方案設計，兒童就不再會成為被遺忘的人群。
他說，目前我們國家的醫療保險體系是按人群劃分的，而在當前人口流動日益加劇的形勢下，這種保險方式不僅覆蓋面小，而且容易導致資源浪費。他舉例說，目前在美國實行的就是職工連帶保障兒童的醫療保險模式，但非在職人員家庭的兒童難以獲得保障，于是又出臺了一個針對這部分兒童的保險辦法，由政府為他們負擔大部分醫療費。結果一些在職職工為了“沾光”，在繳納保險費用時選擇不為兒童繳納連帶保費，政府不得不再出臺新的辦法來遏制這種現象。這位研究人員認為，我國現行的醫療保險模式跟美國一樣，都是屬于“打補丁”的方式，其覆蓋人群既可能重疊，也可能會遺漏，結果導致醫療支出越來越高，保障水平反而越來越低。
這位研究人員認為，改變這種“一人生病，全家跌倒”現狀的根本辦法是整合目前按人群劃分的各種醫療保險，實行全民醫療保障。但這會不會加大財政支出，導致政府無力負擔？他認為，這種擔心是多余的。實際上，近年來政府在醫療方面投入很大，但收效并不好，主要是控制不夠，大部分投入都被用于購買大型醫療設備，真正用在老百姓身上的很少，這樣受益的主要是醫院，而不是患者。從各國醫療衛生實踐來看，政府在衛生方面投入越多，國家醫療總費用越少。“因為面對醫院，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患者作為個體是很弱勢的，只能無條件地接受各種看病費用，很有可能一病就病得傾家蕩產。但如果政府代表民眾面對醫院，可以集體埋單，從總量上控制醫療費用，這樣才不至于讓老百姓因病致窮。”他說。
據媒體近日報道，上海將探索建立一個覆蓋全體本市戶籍18歲以下人群的基本醫療保障制度，其主要思路已經明確，第一是城鄉統一，不管是城市戶口還是農村戶口，全部覆蓋；二是從解決突出矛盾入手，保住院和門診大病。
對于該項政策，上海市衛生局的相關人士表示：“這項政策出臺之后，上海就形成了針對各類從業人員、無業無保老人、中小學生和嬰幼兒等三個層面的基本醫療保障體系，基本上做到所有人群全覆蓋。”本報記者 王俊秀 李麗 實習生 劉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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