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計劃生育作為我國的基本國策已經施行了30多年，對控制我國人口增長、提高人口素質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以往的觀念中，超生多發生在農村，越窮越生，越生越窮，如此惡性循環。然而，隨著社會經濟的整體發展和社會分層的日益細化，超生現象也在發生新的變化，即“超生新貴”的出現。
如今，在城市的新興社區中，左鄰右舍已不再是知根知底的同一單位員工，居委會的工作人員也不可能再像過去一樣熟悉每家每戶的情況，很多不受“單位”控制的自由從業者輕而易舉地就能找到超生“庇護所”，“生就生了，大不了交罰款”，“反正查起來很困難，先生下來再說”。更不必提演藝界名人：或同境外人士結婚，就此獲得某國“綠卡”，合法生育多胎；或者前往某發達國家生育，令一個又一個孩子自動獲得出生地國籍。凡此種種，讓計劃生育這一基本國策遭遇新難題。
作為一種新的社會現象，“超生新貴”的數目自然遠遠比不上“超生游擊隊”，但其負面影響卻遠遠大于“超生游擊隊”。因為，在現有政策的制約下，中國人的生育愿望由于現實條件的有限而潛藏起來，一旦超生成為富人階層的特權，必將導致城市居民公平感的喪失及情感上的煎熬。可以這么說，如果放任富人超生，必將導致已有所進步的生育觀念倒退，為計生工作帶來更多波折。
現象一：住宅小區計生工作困難
陳女士居住在廣州東山區某住宅小區，每到傍晚她就懷抱著寶寶在小區內散步，而她身后還跟著一個五六歲的小男孩。經交談得知，兩個都是她的小孩。“那不是超生了？”面對筆者的疑問，陳女士說：“是啊，不過現在已經生下來就無所謂了，反正小孩已經上了戶口。”
“超生的怎么上戶口？”
“交錢啊，既然孩子已經生下來了，那就按照政策該怎么罰就怎么罰。”
“懷孕的時候沒有人管嗎？”
“基本上沒人管……也不是說沒人管。其實我們自己也很緊張的，都不是廣州人，我先生過來工作，后來買了房子，戶口也隨著落下來，那時就想多要個孩子。去年懷孕的時候很擔心會被發現，一直都比較謹慎。但是小區物業管理比較好，來了陌生人，只要不開門，還以為家里沒人，等到孩子生下來再被發現，也就沒所謂了。”
“物業管理處也不知道嗎？”
“這么多住戶，不可能每家每戶的情況都知道的。”
一位街道計生辦工作人員告訴筆者，現在小區內的計生工作比較難做。
首先，小區內的住戶很復雜，有常住人口，有租房子的流動人口、寄住人口，還有很多買了房子卻沒人來住的，甚至還有很多外國人，總體來說都是有些經濟基礎的，一旦出現什么事情都有應變能力。這些人的資料計生辦不可能完全掌握，就算物業公司配合也沒用。一般來說，物業公司只有戶主的登記資料，還未必都很詳細。其次，這些小區同農村情況不同，居委會的工作人員無法登堂入室對每個家庭進行檢查，只要不開門，根本就不知道家里有人沒人。甚至還有更多的小區根本就沒有納入居委會的管理范圍。
但在廣州海珠區采訪時，記者也看到了小區計生工作比較成功的典范，例如海珠區新港街祈樂苑等小區，每個業主收樓時都要被物業管理公司要求填寫《業主資料登記表》和《住戶情況報告表》，以幫助計生部門收集信息。同時，物業管理公司還有義務將孕婦出入情況、嬰兒啼哭等動態信息及時報告給社區居委會。與此配合，計生部門在小區內設置了計生宣傳欄、B超室等，將計生服務做到業主的門口，以宣傳和服務為主導，有效避免了超生的出現。
現象二：孩子成了要買的商品？
洪某是廣州芳村區一間飯店的老板，妻子是家庭主婦。由于第一胎是女兒，在傳宗接代傳統思想的影響以及父母強烈要求男孩子的壓力下，洪某決定要一個兒子。今年洪某終于如愿以償，因為手頭有些錢，他沒像其他人那樣躲來躲去，很干脆地交了社會撫養費，洪某說：“有了這個兒子我們非常高興，交錢是預料中的事。也擔心被計生查，但是我自己開飯店，沒什么工作單位，懷孕時注意點，先把孩子生下來再說。”于是，在交納了8萬元的社會撫養費之后，洪先生為兒子拿到了當地開具的二胎準生證，并順利地給孩子上了戶口。
在廣州的某些小區、街道采訪時，記者發現類似的情況還有不少。通過與帶孩子的母親或者“阿姨”交談得知，孩子的父親多是做生意的，既沒有行政管理約束，又有“資本”生得起。妻子則通常是家庭主婦，沒有單位，超不超生完全沒有約束。至于計劃生育檢查，反正孩子已經出生，“大不了交罰款”。一位已經超生了兩胎的馮女士對記者說：“我第一胎超生是在5年前，那時候罰了十幾萬，去年又生了兒子，罰了8萬！后來孩子上了戶口，也就沒什么事了。”
當地街道辦事處計生工作的負責人表示，目前雖然沒有具體的統計數據，但上述情況確實存在。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觀念上的問題，以前的罰款也好，現在的交納社會撫養費也好，都給老百姓留下這樣一個印象——超生了大不了交錢，有錢就交，沒錢就跑。這種觀念上的誤解非常難辦，加上傳宗接代、多子多福等傳統思想的影響，部分家庭更加覺得超生的那個準生證是一件“商品”，有錢就可以買。所以一些私人老板并不在乎交納幾萬、十幾萬、甚至幾十萬元的社會撫養費，因為他花得起，并且覺得值。
另一方面，以往個體、私營經濟還不發達的時候，大家多有各自的單位進行管制，但現在隨著經濟的發展，這些超生家庭大部分是個體戶或私營企業主。沒有了單位也就沒有了顧慮，想生就生。而且他們的配偶一般都是無業的，約束力就更加小了。
社會影響：造成嚴重的心理不平衡
從成本角度分析，普通工薪階層包括公務員、企事業單位員工等，一方面他們有單位制度的限制，另一方面生孩子的成本是他們所不能承受的。有公務員對此曾表示：“現在養小孩越來越貴，上個幼兒園一年就要上萬塊，更不用說日后越來越高的培養費用。而且再生一個還要繳納社會撫養費，我們普通工薪階層很難承受。即使國家政策放開，我們也不打算再生。”但很多富裕階層完全沒有這個顧慮，交罰款、送孩子出國、提供最優的生活環境，他們都有能力承擔，壓力相對較小。浙江、四川等地曾有人為超生繳納了幾十萬甚至上百萬的社會撫養費。這些錢對于很多資產高達千萬元以上的富裕階層來說不在話下。
有專家表示，社會撫養費作為經濟杠桿對于富裕階層其作用已然失效。在當前的中國，很多人是有生育的愿望的。據2002年國家計生委開展的“城鄉居民生育意愿調查”顯示，如果沒有計生政策的限制，部分大城市的白領選擇生兩個孩子的要比生一個孩子的多34.6%。當限制大于實際承受能力時，限制措施可以很好地防止這種愿望轉為現實。然而，一旦出現機會導致實際承受能力大于限制條件，超生就不再是禁區。
廣東省人口研究專家認為，社會撫養費的征收是對計劃外生育的一種處罰。但孩子是無罪的，一旦因為種種原因導致計劃外生育的出現，只能通過征收社會撫養費來彌補社會成本。按照現在的相關規定，社會撫養費的標準一般按照當地上一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數倍繳納。但這樣的規定并非是說交了錢就可以生育，也絕不是為富人提供超生的機會，這完全是兩個概念。
有專家提出，雖然目前少數富人的超生不會對整體的人口控制產生太大影響，但卻破壞了社會的整體公正，加大了貧富差距拉開后的社會矛盾。
顯而易見的是，現有的制度使多數人放棄了多生的意愿。如今，在多數人的意愿因制度的約束而不能自由實現時，富人卻可以通過特權順利地多生，這種反差鮮明的對比，將破壞政策法規的公正和平等，使人們對計劃生育制度的合理性產生質疑。當這種不公平必須接受，而且最終要將原因歸結為個人財富的多寡時，富人的超生特權就將對普通人的心理產生沖擊。盡管這樣的結果可能并非富人的本愿，但他們的地位和社會關注度決定了其行為的強大影響力。所以，人們能夠對窮人的超生報以同情，甚至歧視；但對于富人的超生卻深感羨慕和嫉妒。而一旦這種心理上的企望不能滿足，失落將帶來灼熱的內心煎熬。可以這么說，如果放任富人超生，必將引起整個社會已經進步的生育觀念倒退，為計生工作帶來更多波折。
對策分析：改革法規，增加限制手段
對于富人超生和利用高檔住宅小區逃避檢查等現象，國家有關部門給予了高度的關注。前年國家人口和計生委制定了《高檔封閉住宅小區計劃生育管理指導性意見》，強調了小區內主動服務的重要性。該意見要求各地建立計劃生育部門與城建、物業管理等部門相互協作的計劃生育管理和服務制度，明確街道、社區、物業管理公司計劃生育管理、服務的職責和義務，為封閉住宅區居民提供計劃生育和生殖保健指導和服務。
意見試點實施已經兩年多，廣東省的廣州市海珠區和深圳市龍崗區也成為該項工作的試點單位。筆者實地采訪發現，在提供服務、掌握信息的前提下，試點小區的居民對計劃生育的認識有了顯著提高。但也有觀點認為，此方法并不可靠，畢竟物業公司的衣食父母是小區業主，他們很難承擔起防止業主超生的重任。
更多專家認為，就整個社會而言，利益引導非常重要，如廣東實施的部分計劃生育家庭獎勵辦法，除了為計劃生育家庭提供經濟援助外，還將對傳統的社會價值判斷產生沖擊，引導群眾產生正確的生育理念。在此前提下，對違法行為進行制裁方顯得名正言順。
中山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鐘逢干表示，為了提高人口素質和生育理念，目前的工作應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首先是加強宣傳教育，將計劃生育的觀念深入人心，讓每個人都知道我國的人口現狀和超生帶來的危害。其次，對那些明知違法卻依然超生的行為要加強法律制裁。富人超生還能拿到準生證，無非是鉆了法律的空子，在經濟杠桿對這些人失效的狀況下，應有針對性地改革相關法規，增加相應的限制手段。
的確，不管富人、準富人，還是窮人、準窮人，計劃生育都是一項基本國策，在一定歷史階段都不應動搖。沒有人否認一胎政策所帶來的諸如人口老齡化、性別比例失調、獨生子女癥等負面效應，但是卻無法抹煞自此政策實施以來中國少生3億多人的巨大成就。
南方日報 2005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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