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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社會”:激活社會階層新結構,拓展縱向流動空間
梁漱溟曾說,向上創造就是靈活奮進,這是人類生命的勝利。曾獲得奧斯卡多項大獎的電影《貧民窟的百萬富翁》,亦宣示了一種窮人向上的夢想。
然而,最近網絡上的不少輿論卻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思:農民工的孩子還是農民工,寒門難出貴子。草根社會群體很少有機會成為富人,“拼爹”社會里“屌絲”實難“逆襲”。
流動中的中國,草根階層占據“半壁江山”。如果他們不能實現向上流動的夢想,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壓力和不滿就會在社會底層集聚。打破戶籍限制,推進流動人口與本地市民公共福利均等化的同時,如何保障社會底層的流動人口有更大更自由的生存發展空間?
2012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國家博物館參觀《復興之路》陳列展時闡述了他對于“中國夢”的理解。對于很多草根而言,“中國夢”的實現或許就是能夠“平視”那些長久以來“仰望”的東西,能夠憑借自身的拼搏和才華改變命運。2012年最火的娛樂節目如《中國夢想秀》《中國達人秀》等都在努力營造這樣一種向上流動的可能氛圍:個體命運引發的圍觀與反思,最終成為推動社會變革的重要力量。
不可否認,一個流動性強的社會,容忍度就會高一點;流動性比較弱的社會,容忍度就會比較低一點。研究發現,社會不能容忍的關鍵并不是貧富差距,而是社會缺乏流動性,是貧富差距背后的不公平。比如壟斷性行業的過高收入、體制內外單位的資源分配不合理、權力部門的瀆職懈怠、富人的驕奢淫逸等等。
社會底層的人口不能通過合理的制度性安排實現向上流動,由此造成的斷裂是社會不能容忍的。貧窮本身并不可怕,貧窮被階層性地固化下來、被代際性地轉移下去才會產生問題。只有重視貧富差距背后的制度問題,從而繼續推動改革,才能有助于實現更加公平、健康和有序的階層流動和社會發展。
專家普遍認為,激活社會階層新結構,就是不斷形成橄欖形的穩定的社會結構。為此,應從三個方面著力:第一,應繼續推進新型工業化,在一定階段內或者在一定區域內繼續推進勞動密集型工業的發展,以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第二,清理針對流動人口的各種不公正的就業政策,建立城鄉統一的醫療和養老保障體系以及覆蓋全體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體系;第三,打通教育、人才遴選、創業等向上流動渠道,破除壟斷行業壁壘,著力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
2013年1月16日,陜西省委書記趙正永透露,今年陜西將從一線工人和普通農民中選拔干部,并探索從一線選拔干部。猛將多發自卒伍,干部之門向工農敞開既可以不拘一格選人才,也為基層向上流動打開了通道。
在破除壟斷壁壘方面,應在產品市場和勞動市場上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縮小由壟斷形成的收入分配不公和發展機會不均等。法國圖盧茲第一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高級訪問學者陳釗教授說,政府應盡量避免對市場的直接干預,同時,在勞動力市場應將提高社會底層流動人口的教育培訓水平作為長期而根本性的對策,著力解決外來農民工的“能力貧窮”問題。
如今,廣東省已連續兩年推行“圓夢計劃”,1萬多名新生代外來務工青年在有關部門和社會資助下,享受以遠程教育為主的高等學歷教育。廣東團省委副書記陳宏宇說,外來務工青年們有夢想、有激情,但面臨著各種生活和事業發展的壓力,“圓夢計劃”就是要為他們打開一扇向上的窗戶。
除了學歷和崗位技能培訓,一些沿海發達地區已開始探索對農民工進行城市文明素養的可持續培育。近年,浙江寧波市北侖區向所有外來務工者發出“學習總動員”,建立了200多個“新市民”讀書會,區政府給每個“新市民素質工程點”都設有一個流動讀書站。
“民本政府”:創新社會政策設計,推動政府轉型
2012年底,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重點區域以及直轄市和省會城市開展了PM2.5和臭氧監測。通過這一渠道,人們看到了一個嚴峻的事實:一些大城市的空氣污染指數都在三級以上,污染源以生產生活中大量的煤油燃燒排放污染物為主。問題由此浮出水面:大規模的流動人口聚集,讓一些城市不堪重負,衍生出包括環境污染等在內的大城市病。
這考問著政府,該怎么辦?專家指出,創新社會政策是求解流動之困的關鍵,推動政府職能轉變、規范政府行為、締造真正意義上的“民本政府”則是解決包括環境危機、治安危機等在內的流動中各種社會問題的總鑰匙。
首先,政府部門必須做好引導人口合理流動的規劃。特別是針對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和各地人口聚集度高的大城市,在一段時期內要努力制定和完善相關的社會、經濟政策,推進人口問題的綜合治理,加強環境保護和資源利用的整體規劃,緩解人口和經濟增長與資源有限性之間的矛盾。要通過實施合理的產業布局,改善城鄉發展環境,抑制經濟增長中的負效應。
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華民認為,當前,中央決定對渤海灣、蘇北、海西、海南島和北部灣等中國沿海地區進行戰略性開發與發展,這意味著我們正在按照客觀經濟規律把人口與其他各種要素分散配置到更多具有貿易機會的沿海地區。其好處是有助于從宏觀上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緩解部分東部沿海地區人口與資源配置壓力。
其次,發展教育是流動人口綜合治理的長遠之策。教育部“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特聘教授、上海經濟學會副會長袁志剛說,勞動者就業機會與收入的擴大主要通過兩個途徑:一是通過政府在稅收再分配上做文章;另一個更重要的途徑是政府加大教育投入。如增加高等教育中公費教育人數的比重,加大對低收入階層的教育扶助,完善教育投資信貸市場等。
第三,注重社會保障制度設計的均衡性。逐步弱化收入再分配的企業責任,強化政府責任。復旦大學公共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何立新認為,要調整財政支出結構,發展能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產業,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救助制度以及促進城鄉勞動力流動的社會保險制度;要加強財政對就業困難者以及低收入者的補助力度。
第四,推動政府職能聚焦在生產“公共品”上。任遠認為,目前我們的社會治理主要是依賴政府,但當下中國的流動“梗阻”意味著政府不應把大量的稅收資源一味用于產業升級,而應該回歸政府應有的職能,將主要資源用于生產公共品,如發展教育、醫療、社保等。(記者徐壽松 俞菀 段羨菊 黃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