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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改變中國
——流動中的中國(上篇)
流動,是一個社會和民族的生機與活力所在。中國正經歷著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人口流動。2011年,我國人口城鎮化率達到51.27%,城市人口歷史性地超過農村人口,流動人口規模為2.3億人。
流動不止改變鄉村,流動潮涌整個社會。改革開放30多年來,各種社會資源依照市場法則重新配置,改革開啟了城鄉、區域、產業、階層之間的橫向與縱向流動,也催發了經濟、民生、社會、文明的活力與希望。流動,無疑正在全面而深刻地改變著中國,我們翹首以盼的中國夢也因此而分外精彩。
流動之美
1991年,高中未畢業的湖南衡陽農村小伙李紅平,跟著滾滾南下的打工潮,來到了廣東東莞。他進的是一家服裝廠,從最低層工種干起,生產服裝的幾十道工序都諳熟于心。“甚至機械修理我都會。”今年已經41歲的李紅平,自豪地對半月談記者說。
正是李紅平這樣千千萬萬的農民工,成為流動中國的前鋒與主力。上世紀80年代初,對外開放政策使得沿海迎來了世界又一波勞動密集型企業轉移浪潮——這是流動中國的強大外力與歷史機遇;而在中西部,人民公社的廢除與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使得被禁錮的農民重獲職業選擇與遷徙的自由。兩個因素交匯在一起,催生出“打工潮”。當時像李紅平一樣,被稱為“打工仔”的農村外出青年,開始以眼神迷茫、背著蛇皮袋子、扒火車的形象走向陌生遙遠的城市。
他們的行動創造了舉世罕見的流動規模。2000年之際,中國流動就業的農村勞動力超過德國人口,而加上一部分拖家帶口的非勞動力,相當于日本一國人口在流動。
中國流動的特色為他國少有。遍布高樓大廈的城市,是中國農民工尋找工作機會、追求人生夢想、擁抱城市文明的場所,可故鄉卻有他們牽掛的老幼和維系他們生存保障的田地。龐大的農民工徘徊于城鄉之間,進退兩難:農民職業的選擇已是可以充分流動,而農村的集體土地制度以及與城市戶口掛鉤的社會保障、公共服務制度,卻相對封閉保守。這種矛盾既使得中國成功避免了拉美國家的城市貧民窟,也遭受了“半城市化”帶來的系列難題。
“拿起電話,眼淚就下來,兩邊的人都哭。”李紅平至今記得20年前,下班后和工友跑到公用電話亭給湖南親人打電話時的情景。回憶這些苦難,李紅平并不悲傷。正是基于這些苦難,李紅平才獲得了嫻熟的工業技能、頑強的生存能力以及迥異于祖輩的見識與命運。如今,大量農民工以告別鄉土、決絕出門的勇敢,吃苦耐勞的品質,忍辱負重的堅持,在流動的大潮中,迸發出人性之美、奮斗之美、創業之美。
“人們越來越強烈感受到,這種農民流動,既區別于改革前的不流動,也區別于歷史上農民為逃避災荒、戰亂而形成的難民潮。”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錫文高度評價,中國農民工進城爭取職業選擇權利、遷移自由的進程,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最重大的事情之一”。
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流動中國的普遍內生動力。流動豈止在城鄉?事實上,不僅僅是廣大農民工,許多中國人的命運都在流動中得到了改變。跳槽求職的大學生群體、尋找投資之地的民營企業家群體、享受生活的旅游群體、異國圓夢的留學群體……流動大軍的主體愈發多元,規模愈發壯觀,范圍愈發廣闊。
人們至今還記得上世紀90年代初那驚濤拍岸的下海潮,大批以政府官員、教師和科研人員為主導的南下弄潮兒沖破單位體制的束縛,奔向沿海特區,開墾神奇熱土,放飛斑斕夢想。那是一個“英雄不論出處”的年代,再艱苦的條件也沒有人叫苦叫累,對成功的渴望時時都在激勵著創業者們。如今,企業家二次創業、大學生自主創業、“海龜”回國高端創業等持續掀起陣陣熱潮,他們在流動中創業,在創業中筑夢,畫出了流動人生別具的弧線美、動態美。
綜觀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創業英雄,大多經歷了跨越體制、職業、社會地位的過程。大學英語老師馬云1999年辭去公職創辦阿里巴巴網站,成為中國電子商務的開拓者。而正是那些勇于跨越壁壘、向上挑戰的“馬云們”,讓中國在流動中重新煥發青春的活力。
流動,并不止于空間的橫向“位移”,還衍生出社會階層自下而上的縱向“勢移”。2013年初,國家公務員局負責人透露,近3年來中央機關招考新錄用的來自普通家庭的公務員達到了90%左右。盡管這一證明階層流動自由的消息引發了社會爭議,但無疑中國的階層流動正向“橄欖形”社會步步邁進。
整個中國都處于巨大的流動之中。給交通帶來巨大壓力的春運大遷徙,像一面鏡子映照出中國的流動圖景。據國家發改委統計,春運人數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年均增長5.6%,近幾年接近10%。2012年,春運人數首次突破30億人次,今年則將超過34億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