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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02月06日11:38 | 中國發展門戶網 www.chinagate.cn | 給編輯寫信 字號：T|T

流動挑戰中國

——流動中的中國(中篇)

滯后之弊

“中國，請停下你飛奔的腳步，等一等你的人民，慢點走，讓每一個生命都有自由和尊嚴，每一個人都不被時代拋下，每一個人都順利平安地抵達終點。”這是溫州“7·23”動車事故后，在網絡上廣為轉發和評論的一則微博。中國用30年高速發展，走完了發達國家百年左右的道路，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用“飛奔”來形容一點不為過。只是，這樣前所未有的速度是否超出了預期與承受能力，讓社會遭遇前所未有的撞擊？

在經濟領域引以為傲的中國速度，在這個高速流動的時代，蘊藏著種種社會憂患。經濟增長的高速度，社會流動的快速度，必然推動社會結構劇烈變化，舊有的社會秩序和利益格局、傳統觀念和價值觀都面臨巨大的沖擊。

中國社會科學院2010年發布的《當代中國社會結構》報告顯示，我國經濟結構已經達到工業化的中期水平，但由于對社會建設的投入不足，社會結構調整滯后，還處于工業化的初期。這是當前中國最大的結構性矛盾，也是產生諸多社會矛盾問題的重要原因。報告明確提出：目前中國社會結構落后于經濟結構大約15年。

著名社會學者陸學藝認為，由于我們缺乏經驗和理論準備不足，沒有及時對計劃經濟時代留下來的一些制度性障礙實行全面而深入的改革，如戶籍制度、就業制度、人事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欠賬太多，上學難、看病難、住房難、養老難等問題依然突出。

前不久，21世紀教育研究院發布的《農村教育布局調整十年評價報告》中有關“農村平均每天消失63所小學”的報道引起了社會的高度關注。重慶云陽縣是三峽庫區移民大縣，也是勞務輸出大縣。自2005年以來，其農村中小學減少近300所，學生減少6.8萬人，但因行政命令而撤銷的僅有4所，其他均是生源減少而自然“消亡”的。與此同時，城鎮學校的學生人數卻急劇增長，僅縣城中小學在校生就從2005年的2.9萬人增加到2012年的5.1萬人。

“這樣的人口流動速度完全出乎意料，我們感覺被‘攆著走’，城鎮化建設與開放的速度遠趕不上流動的速度，確切地說，各地普遍都準備不足。”不少基層干部對半月談記者坦言。云陽在新縣城建設中，學校是按照3萬學生的規模建設的，5年前就基本滿員了，后來又新建兩所學校，并對部分學校進行擴容，但仍然供不應求。

對立之痛

“為什么一個學生通過奮斗留在美國工作生活，是為美國作貢獻，而一個孩子通過奮斗留在城市工作生活，卻是搶占了資源？”最近，網絡上這樣一個疑問擊中了很多人的頭腦。同樣是流動帶來的結果，卻因為當事人身份地位與現實境遇不同，而被區別對待。

無疑，當下的中國已經在快速流動中遭遇結構性“梗阻”：一方面，經濟社會的轉型對于流動的需求持續加大，而另一方面，制度的缺位與滯后、貧富差距的拉大以及機會的不均等都對流動產生了“反制”，構成緊張的矛盾沖突。

實踐證明，社會發展的過程是利益結構不斷調整的過程，科學的發展需要保證發展的成果被社會群體所共享，以及保障社會不同群體的合法權益不受侵害。復旦大學哲學系教授俞吾金說，當社會弱勢群體覺得在發展中不能獲得公平的機會，覺得在發展中被制度體系所排斥，或者他們不能獲得必要的合法利益、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機會，這樣一種被剝奪感是社會沖突的來源。

在這種大流動、大變局的時期，社會的復雜性前所未有，執政者對于社會的整合、管理的難度也是前所未有。在社會轉型的壓力之下，不少地方還是習慣于“穿新鞋走老路”，將創新社會管理等同于強化社會控制，沿襲計劃經濟時代的管控思維，認為社會越多元化，人口越流動就越要加強控制，試圖利用現代科技、新的組織模式、強力的行政手段，把社會重新由多元整合到單一狀態。

深圳大運會期間，警方在100天內，將8萬余名“治安高危人員”清理出深圳。在一些部門眼中，所謂“治安高危人員”其實就是流動人口。發達地區一邊享受著農民工的廉價勞力帶來的經濟增長，一方面又利用各種現實的或隱性的壁壘，阻撓外出務工人員融入城市。近年來，珠三角一些城市頻繁發生外來務工人員與本地人員沖突的群體性事件，說明這樣的對立情緒已在撕裂民間，社會處在一種緊張狀態。

城鎮化和人口大流動對中國下一步的最大考驗就是防止出現“城市二元結構”，即：市民是市民，農民工是城市“邊緣人”，二者之間有著非常鮮明的界限，階層之間的誤讀和對立日漸走強。

從國外的教訓看，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拉美經濟起飛，大量農民涌向城市，在處理快速城市化的時候，其社會政策出現偏差，沒能很好地解決農民轉變為市民的問題。于是，大量的農民未能融入現代城市文明，形成地域分割和族群分割的各類貧民窟，成為現代城市各類社會問題的多發地，從而阻斷了現代化的進程。

支點之缺

就業與教育是底層人群向上流動的兩大支點。沒有充分而穩定的就業，無業失業大學生、低收入者、進城農民工等底層人群就很難改變其社會經濟地位。一些城鄉低保戶最迫切的希望是政府能提供就業崗位，給他們用自己的雙手改變命運的機會。重慶力帆集團董事長尹明善曾說，如果數量龐大的窮人很難通過就業改變生活狀況，這是十分危險的。

現代社會主導社會向上流動的最重要的機制就是教育和因教育獲得的技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胡光偉認為，中國教育的公平性不足是造成“代際繼承效應”增強的重要因素。

當前，靠讀書改變命運似乎難度越來越大，特別是大多數農民工二代遭遇前所未有的發展瓶頸，能夠通過高考接受重點大學高等教育的鳳毛麟角，且就業前景不甚樂觀。這些寒門學子，即便是舉家砸鍋賣鐵供其畢業，就業中也面臨“陪考”、面試被刷、體檢不合格等挫折。

“考不上公務員考事業單位，考不進事業單位就想辦法去國企，去不了國企去民企，否則只好回家種地或繼續父母輩的流動打工。”上海理工大學學生吳婧韜認為，底層群體靠個人努力改變命運的難度加大，子女要通過教育、就業等正常渠道進入更高層次，比如公務員、經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等階層的難度也越來越大，父母職業、家庭收入、家庭社會關系等因素對個人發展的影響明顯增強。

在城市接受高等職業教育的，就業起點很低且晉升通道狹窄。2012年7月，上海市教育科學研究院公布的《高等職業教育人才培養質量年度報告》顯示，2011屆全市高職院校畢業生中，有超過50%的學生與流動人口相關(12.7%來自于貧困地區，22.2%來自于西部地區，16.2%來自于民族地區)。盡管這些畢業生半年后的就業率高達89.6%，與本科畢業生就業率基本接近，但其就業輸出領域主要集中于“建筑業”(10.5%)、“媒體、信息及通信產業”(8.6%)、“零售商業”(7.7%)等技術一線崗位，畢業半年后平均月收入為248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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