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界爭議：“勸富濟貧”實驗合理不合法？
“勸富濟貧”不止在鄉寧縣，也在臨汾市的浮山縣、古縣、蒲縣等地開展，均收到較好的社會效果。
而其中鄉寧縣的捐款規模最大，達到6.5億元。這批巨額資金中的3.5億元投向了“一事”，包括211個工程項目，主要是修農村公路、建學校和解決吃水難問題。另外3億元資金則投向“一業”，出現了高天牧業、惠民養殖廠和翅果生物制品等不少知名的非煤企業。
在2005年1月，張效彪當選山西省“人民滿意的公務員”。他在升任呂梁市紀委書記后，在全市范圍內開始實行“一礦一事一業”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李曙光認為，“鄉寧模式”放大來講，實際是政府主導、對社會財富進行再分配的模式，它存在產權上的問題。“政府只能進行有限干預。憲法要保護個人財產，但鄉寧這種行為在勸富和劫富之間找不到一個點。”他認為，解決貧富分化，可以完全用稅收解決。
張效彪承認，也有一些煤老板在背后罵他。但他強調，當地歷史欠賬太多，大規模動員民間資金進入公益事業，事實上也是財政困難逼出的無奈之舉。根據目前財稅體制，縣級財政的三分之二需上繳，可用財力極少。在資源利潤超常的情況下，政府“有必要進行適當的調控”。
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認為，“勸富濟貧”于法無據，但符合現實。“政府部門發個文件就收錢，企業受不了”，但政府把煤礦交納的這些錢確實用到社會公益事業上，是比較合理的，但“注意要把合理的事情向合法方面調整，而且必須符合市場原則”。
另外周天勇認為，既然一噸煤已經收了30元，政府部門就要減少收費，收費過多會影響企業發展。
而山西本地的專家更傾向于認可這一實踐。
山西省政府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薄生榮認為，“勸富濟貧”政策符合縣域經濟發展的規律，特別是符合資源型省份的現實。在分稅制的現實情況下，只能讓民間資本在公益事業上擔當主角。
山西省委黨校公共關系學教研部主任、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劉樹信說，隨著現代社會貧富差距造成的沖突越來越多，為了構建和諧社會，“一礦一事一業”是一個很有意義的探索。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公共政策研究所秘書長楊鵬建議，在政府支持下成立一個煤炭企業公益基金會，把錢投入基金會進行規范管理，既實現了政府要求工業反哺農業的需求，又不和現行基本的法律相沖突。
煤區未來的發展之路
在山西，采煤、煉焦帶來的環境破壞日趨嚴重。資料顯示，山西省每年挖5億噸煤，使12億立方米水資源受到破壞，這相當于山西整個引黃工程的總引水量。
而這些隱形的損失并未計入煤炭成本。據官員介紹，鄉寧縣每年1000萬噸的煤炭產量帶來的隱形代價是7億多元，“把鄉寧的財政收入全貼進去都不夠”。
據統計，近20年來，山西全省因采煤造成的經濟損失高達386多億元，約占同期GDP總和的3.1%。所以，山西被稱為“燃燒自己的煤，照亮別人發展的路”。
被稱為“煤海”的山西，未來的出路在哪里？當地官員認為，應該趁著煤炭利潤豐厚時發展接替產業，鄉寧的“一礦一事一業”、也許是一種可行的探索。
2003年初，鄉寧縣煤焦實業公司投資1.3億元，開發野生翅果產業。如今，這一項目已帶動周邊200多個村的2000多個農戶，發展種植基地3萬多畝。農民們原來種糧食一畝地年收入100多元，現已近千元。
“項目既綠化了家鄉，又帶領農民致富，同時也使公司自身實現了戰略性調整。”鄉寧縣煤焦實業公司董事長張連水自豪地說。
隨著煤炭不斷開采，金達集團煤礦所在的孝義市環境污染越來越嚴重，地表塌陷使得農業空間、收益都連年遞減。馬立農的思路是把土地集約化、規模化，以新產業帶動村民致富。
“家庭財產承包解決了溫飽問題，沒有解決富裕問題。富裕就是盛西新村將來的發展目標。”馬立農說。2009年，他組織團隊學習了全國9個先進村的經驗，準備在移民新村里建設現代農業，打造“山西第一村，要趕上華西村”。
目前，中陽鋼鐵集團董事長袁玉珠也正在推進新農村建設，他打算利用10至20年時間，每年投資5億元，打造一個“全新的農村”。
被稱為“山西第三大富豪”的山西聯盛能源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刑利斌，也在忙著建設核桃產業帶動下的農村工業園。目前第一期包括12個自然村、種植8萬畝核桃樹，將建起專業合作社，發展產業鏈。
這需要持久的投入，而且預計10年后才開始收益。但邢利斌很有自信，他向記者算了一筆賬：一畝地種30棵核桃樹，一棵樹產40斤核桃，一斤核桃賣10元，1畝地收入有1.2萬元，深加工后產值更多。
“怎么能讓土地里長出金子來？這需要現代企業營銷和管理。現在農民種地一畝地產值只有1000塊錢，我要讓它產到1萬塊、10萬塊。10年以后進入穩產期，農民就致富了。”邢利斌描繪著企業和鄉親的發展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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