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新聞發言人制度的探索和改革，不僅有利于反腐敗，滿足公眾知情權，更有利于向世界展示一個開放、透明的大國形象
北京奧運會前后，因中外記者云集北京，我國的新聞發布活動空前活躍。北京奧運新聞中心主任李湛軍對《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回憶說，在奧運會期間自己參加了上百場新聞發布會。
“奧運會對我國新聞發言人制度有很大的推動作用”，在李湛軍看來，其至少出現了三大亮點。一是，我國基本建立了各部委、各省市的立體新聞發布機制，有新聞發布場所，出現了一些較有水平的新聞發言人，有關方面備有具體應對舉措；二是，培訓工作卓有成效，各地各部門設立了上千名新聞發言人，這為政府公開透明增色不少，真正改變了以前外交部在新聞發布方面“一枝獨秀”的局面；三是，新聞發言人的工作有效引導了輿論，各地各部門開始嘗到信息公開的甜頭。
多位專家最近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均表示，新聞發言人制度是我國政府信息公開的重要平臺和紐帶，盡管我國新聞發言人制度原先存在的一些問題尚未得到有效解決，但北京奧運會前及舉辦期間，新聞發布的質量、頻率都較以前更高，獲得廣泛贊譽。不過，北京奧運會結束后，我國的新聞發布制度改革讓人感覺進展緩慢，甚至有停滯不前之勢。
新聞發言人制度剛剛起步
回顧奧運的新聞發布成效，清華大學新聞學院常務副院長李希光認為，新聞發言人制度的改革十分可貴，說明我國政府正在向為媒體服務轉變，從控制型政府轉變為服務型政府。這個轉變發生在政治上相對敏感的媒體管理領域。
李湛軍分析說，我國新聞發言人制度經過奧運的檢驗，在進步中也暴露出一些問題，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有些人還把新聞發言人制度當成一項門面工程。據他觀察，奧運會以后我國新聞發言人制度有止步的跡象。“除國新辦、外交部、國臺辦外，大部分部委和省市似乎變得松懈，好像當初緊張就因為外國記者多”，他說，“這不符合提升政府執政能力的要求。在任何時候都需強化信息公開的觀念，應全面建立立體式的發言人信息披露機制。”二是發言人的語境處理還普遍有待提高，大話、套話、空話顯得多，這一點奧運會時在某些場合就引起了外國記者的不滿。三是宣傳的跡象明顯，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發布成效，新聞發言人應懂得平衡原理，既講好的也講不好的，既有抽象的也有具體的，不要藏著掖著。
“通過加強和完善新聞發言人制度，正確、有效、及時地借助媒體實施議程設置，已經成為加強政府執政能力的突破點”，李希光說。在他看來，傳統的宣傳體制下，突發事件、重要會議或其他重要新聞事件的報道，政府是通過看得見的手，命令媒體報道什么，不報道什么；而政府設立新聞發言人，是通過策劃大量的信息并向媒體提供，對媒體施加影響，新聞發言人制度通過主動向媒體提供信息的方式來巧妙地影響和引導媒體與國內外輿論，效果比單純的管制更為有效，更為聰明。
受訪專家認為，各個部門各個層次的新聞發言人在奧運會期間的表現總體上是令人滿意的，畢竟作為舶來品，新聞發言人制度在我國剛起步。中國社科院新聞研究所所長尹韻公說，對于新聞發言人的實踐，應從制度上給予進一步的安排和設計。雖然我國的新聞發言人制度已基本建立，但新聞發言人普遍沒有說錯話的權利，應允許有一個鐘擺，不超過其左右搖擺的尺度。這樣，新聞發言人們不至于那么緊張。所在部門上級領導也應該有一定的承受能力，不要動輒對新聞發言人的工作說三道四，造成更大的心理壓力。
“一些新聞發言人的習慣是盡量不作為，少作為，這不符合社會發展大趨勢”，尹韻公說，“另外，他們的信息發布普遍不活潑、不幽默、不生動，應該加強培養力度。國外新聞發言人培訓從街頭競選的時候就開始了，他們對表達的要求很高。比如在美國，任何一個議員或主管官員都要經歷上百次的街頭演講，而我們一些發言人不太善于說話，這需要探索有中國特色的新聞發言人的培養機制。”
本刊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我國新聞發言人制度實施后的一大成果，是改變了政府對新聞的看法。多位受訪專家認為，我國政府以前的管理不夠國際化，自己認為不能發的新聞就遲發，或者捂住不發，新聞發言人制度的推行把舊聞和不聞取消了，政府變成了新聞的主動傳播者，這些做法在國際社會上改善了中國政府的形象，為我們贏得了更多的聲譽。
有受訪專家認為，我國一定要保持新聞發言人制度已取得的改革成果，要不斷摸索適合中國國情的模式，除了依法不可公開的信息，其他的要盡力公開。因為在互聯網時代，電子郵件、MSN、QQ、個人博客等傳播方式層出不窮，想壓制信息傳播是很困難的。由于第一印象很難改變，政府應該在第一時間發出自己的權威聲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