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這5年來職工工資有所增長，但總體看，職工工資增長遠遜于企業利潤的增長，國企如此，非國企更甚。”
“有些民營企業把最低工資標準當做‘最高工資’，甚至還拖欠員工工資。”
“企業退休人員工資水平較低，盡管也在漲，但漲幅不大。”
“企業高管與普通職工的收入懸殊過大，‘只漲利潤不漲工資’，‘只漲老板不漲員工’。”
……
正在北京召開的全國兩會上，職工收入成為不少代表委員關心的話題。對物價上漲敏感的人群
在小組討論會上，談到職工收入問題時，有的代表聯想到去年重慶家樂福超市搶購特價商品而出現的踩踏事故———為了能買到比平時便宜11元的菜籽油，超市一開門，人群“洶涌而入”，造成3人死亡、7人重傷。
據悉，超市位于一家老國企的職工住宅社區，這個住宅區有100戶人家靠低保過日子。
這一事件，折射出目前我國一部分職工的低收入現狀。
按照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我國職工工資總額和平均工資連續4年實現兩位數增長，分別超過同期國內生產總值、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扣除居民生活價格指數上漲的因素，實際工資仍保持較大幅度增長。從這個意義上講，物價漲幅遠低于工資漲幅。
但是，這樣的增速是不是足夠了呢？
近5年來，我國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速僅為財政收入增長的1/3，農民的收入增長僅為財政收入增長的約1/5。且隨著2007年初以來CPI的快速上漲，居民的實際可支配收入正在貶值。部分企業高額利潤以職工低收入為代價
不少代表委員對一些“血汗工廠”任意盤剝、壓低工人工資的狀況表示憤怒。
“‘只漲利潤不漲工資’的企業雖然是少數，但影響惡劣。”全國人大代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勞動和社會保障廳廳長艾尼瓦爾·伊明說。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編寫的2007年企業藍皮書《中國企業競爭力報告（2007）》提醒人們：近幾年企業利潤大幅增長除了由于企業競爭力提升之外，也有其他一些因素在發生作用，特別是“企業成本的超常壓縮”。數據顯示，1990年至2005年，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例從53.4%降至41.4%；而同期營業余額占GDP比例從21.9%增加到29.6%。可以說，企業利潤的大幅增加相當程度上是以職工低收入為代價的。
據中華全國總工會2007年所做的第6次全國職工隊伍狀況調查顯示，全國26.7%的普通工人過去5年內從未增加過工資。而這5年間，不少企業的發展可謂欣欣向榮。
全國人大代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總工會黨組書記、副主席李志敏擔心：“如果企業快速發展而職工分享不到好處，這樣的企業能有發展后勁嗎？職工能認同企業嗎？”工資平均線以下的人群
“看職工工資不能只看平均數，還要關注那些平均線以下的人群。”李志敏代表說。
根據2007年北京市政協的一項調查，目前有七成以上國企在崗職工平均工資低于全市平均線，其中三成以上在崗職工平均工資在全市平均線50％以下。
普通職工，特別是勞動密集型企業以及私營企業的職工和農民工的勞動報酬不僅過低，而且增長慢。過大的收入差距，使平均工資指標難以反映普通職工真實的收入增長狀況。
國家發改委發布的《2006年中國居民收入分配年度報告》顯示：2000年行業最高人均工資水平是行業最低人均工資水平的2.63倍，2005年增加到4.88倍。
全國人大代表、開灤（集團）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楊中告訴記者，“在同一地區的不同行業中比，開灤煤礦工人的收入偏低。同一行業中比，我們工人的收入是中等的。這與國家產業政策有關。這是老問題了。”
有專家分析，在職工工資總體增長的情況下，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以及不同企業之間，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擴大。一部分高收入人群的工資快速增長會直接拉高對全部職工工資總額和平均工資增長的統計數字，從而有可能掩蓋低收入職工工資增長緩慢，甚至有的職工工資水平相對下降的實際情況。
令人欣喜的是，3月5日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講到，要“提高企業職工工資水平，建立企業職工工資正常增長和支付保障機制。推動企業建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完善工資指導線制度，健全并落實最低工資制度。”代表委員們認為，這為問題的解決帶來了方向和希望。（記者郭強 劉文寧 賀少成）
馬凱表示“有決心、有條件、有措施”實現價格預期調控目標
不讓低收入群體降低生活水平
“要抓對低收入群體的適當補貼，使低收入群體不因價格上漲而降低生活水平。”這是國家發改委主任馬凱今天在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召開的記者招待會上說的。
5日，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說，要及時完善和落實對低收入群眾的補助辦法，特別要增加對生活困難群眾和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的補貼，確保他們基本生活水平不因物價上漲而下降。
6日，馬凱在回答記者“今年4.8%左右的價格調控預期目標能不能實現”的問題時表示，政府已經采取和正在采取一系列控制物價過快上漲的措施，概括起來為“一個根本途徑、三個關鍵環節”。
一個根本途徑就是要一手抓增加有效供給，采取綜合的扶持政策，特別是農產品、生活必需品的有效供給；一手抓抑制不合理的需求，主要是投資過快增長、貨幣投放過多，繼續實行從緊貨幣政策以及抑制一些不合理的“兩高一資”產品出口，促進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基本平衡，這是抑制價格總水平過快上漲的根本途徑。
三個關鍵環節，首先，一頭要抓農副產品的生產和市場供應。另一頭要抓對低收入群體的適當補貼，使低收入群體不因價格上漲而降低生活水平。第三，中間這一環節，就是抓市場監管。
馬凱表示，“有決心、有條件、有措施”實現國務院制定的價格預期調控目標。（記者郭強 劉津農）
工資，漲多少和怎樣漲？
“工薪階層就靠工資過日子，如果這塊‘縮水’，看病也好，買房也好，都成問題。”出席兩會的不少代表委員站在工薪階層樸素的生活立場，解讀“職工收入應該隨著什么因素上漲”。
跑過CPI，跟上GDP
“你可以跑不過劉翔，但一定要跑過CPI”———網民的一句玩笑成了滿大街的流行語。CPI，居民消費價格指數，這一經濟學術語迅速普及到千家萬戶。
“物價漲了，工資也得漲吧？”這是不少代表委員，尤其是來自基層的工人代表在說起物價上漲的話題時，總不忘強調的一句話。
工資上漲至少要跟上物價漲幅，經濟學的道理再簡單不過———工資的意義在于保障生活水平，應當通過工資增長將物價上漲的指數彌補回來，保障勞動者的實際工資不下降，生活水平不降低。
有評論認為，如果勞動者的工資率（單位時間的工資報酬）低到僅能換取生產費用，而無法承受勞動力再生產的教育費用、醫療費用時，這種收入分配結構很難說是合理的。
除了反映物價變動，工資增長也應與GDP增長同步。專家介紹，一般勞動者的報酬總額占GDP的比重越高，其工資收入在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所得份額便越大。而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到個人的直接體現就是工資。
溫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涉及居民收入的內容中，有這樣一句話：“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著名經濟學家林毅夫代表說，“這意味著廣大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長將會提速。”
利潤、貢獻、股權，一個都不能少
全國人大代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總工會黨組書記、副主席李志敏認為，職工工資應該與企業利潤同步增長。政府要用強制性、源頭性的辦法，比如立法的形式，建立工資的正常增長機制，讓職工的收入隨著企業的發展而提高。
來自新疆的全國人大代表艾尼瓦爾·伊明說，這一塊，國企做得好，部分非公企業做得較差，要規范、引導。
不少代表委員強調，勞動者的收入多少要看其對企業的貢獻大小。全國人大代表、河北唐山三友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么志義介紹，三友集團的高級技工都有特殊津貼，因為他們都是企業的“寶”。“技術工人對企業的價值非同一般，他們的收入高，大家都很認同。”來自企業一線的程軍榮代表說。
說到貢獻，來自企業一線的全國人大代表、江蘇泗絹集團有限公司后紡車間操作員陶海霞提了個建議，應加大工齡工資分量，“員工在企業干了二三十年，要穩定人心，就應該讓工人的收入在工齡工資上體現出來。”
據悉，在不少國家，勞動者的年功工資增長成為工資增長的一個常態要素。雖然沒聽說過“年功工資”的說法，但陶海霞代表認為，隨著勞動者在用人單位工作年限的增加，勞動技能更加熟練，工作能力明顯提高，對用人單位的貢獻也隨之增大。“強調工齡的實質，還是強調工人對企業的貢獻。”
此外，也有代表委員注意到，股權分配正在成為勞動者收入的一個新來源，盡管比例還很小。但部分企業在股權認購分配上過于向管理層傾斜、很多職工沒有股權認購資格的現象，引起了劉玉明委員的憂心。
漲工資，政府的邊界何在？
當被問及如何讓勞動者的錢包鼓起來，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社科院人口所所長蔡昉說，這個事要當心，政府不能直接干預企業工人工資的增長，不能指揮企業何時增長工資以及增長多少。要按市場規律辦事。政府要做的事不是沒有，比如制定最低工資標準，不能讓一些企業惡意壓低工人工資等。
對這一點，接受采訪的代表委員的意見高度一致。
全國人大代表、江蘇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廳長陳震寧認為，政府無權干預企業工資的制定。從我國工資增長的機制上看，企業擁有工資分配自主權，有權根據本單位的生產經營特點、經濟效益和不同勞動崗位的勞動力市場價格，依法自主確定職工工資水平。政府不能像計劃經濟體制那樣直接確定職工工資水平和增長幅度，而主要通過法律、經濟和必要的行政手段，進行規范、引導、調節和監督。如果企業給勞動者的工資違反了當地最低工資標準，那么執法部門可以依法監察處理。（記者劉文寧 郭強 賀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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