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是中國最大的弱勢群體，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對農民的處境、命運給予高度人文關懷，是巨大的歷史進步。應該說，當前是農村政策最好的時期，農村發展空間最大的時期，農民最有用武之地的時期。但主客觀因素造成的農民“能力貧困綜合癥”還嚴重制約著他們的生存與發展，現階段農民的弱勢與貧困，不是簡單的收入低下問題，而是他們實現自己
意愿的能力的短缺，是他們民主能力的貧困、知識能力的貧困、信息能力的貧困、不受歧視能力的貧困等方面的綜合反應。農民生活中仍然存在著諸多的辛酸與無奈、困惑與沖突，生存與發展的悖論常常讓他們陷入兩難選擇的尷尬。新農村建設已經起步，新農村最缺的就是新農民，建設新農村最根本的標志就是培養出一代有知識、懂技術、會經營、善管理的新型農民。沒有理由再讓中國農民的這種無奈成為一種歷史的無奈。
不上學等著窮，上大學立刻窮
——一張大學錄取通知書就等于一個貧困家庭的“判決書”。
社會發展到今天，無論在城市還是農村，接受教育已成為一個人安身立足的基本條件，決定著一個公民能否跟上時代，能否發展自己，能否享受現代文明的關鍵因素。現代農業科技飛速發展，農業的技術含量和知識含量在農業生產中已越來越占據著重要地位，科學種田成為實際的需要，現代農業使農民必須應時代而變，不斷強化知識和觀念的更新。接受良好的教育也是農村剩余勞動力有效轉移的基礎。農民離開農業產業，進入其他行業，要有基本的教育背景，否則就只能做每月幾百塊錢的粗活?，F在全國有4200萬建筑工人，其中3200萬是農民工；700多萬煤礦工人，絕大多數是農民工。他們90%以上是初中以下文化，90%以上沒接受到職業技術培訓教育。盡管在改革開放進程中許多農民走上了相對富裕的道路，但是市場化能力還比較弱，需要不斷地進行各種知識的學習和能力的訓練。不光要會種地，還要會管理，懂經營，才能參與國際市場競爭，融入世界潮流。良好的教育也是農村城市化的需要。農民要成為市民，其就業觀念、生活方式、居住方式等許多方面都要進行市民化轉化，而這些轉化都需要有相應的文化知識和技術技能來支持。中國農村現在五億多勞動力人均受教育時間是7年，相當于美國100年前的水平，日本50年前的水平。受教育水平低已成為制約農民改善生存與發展條件的一個根本因素，農民不培養孩子上學就只好等著窮。
正因為如此，中國農民含辛茹苦，省吃儉用地供孩子讀書，指望下一代不像父母那樣種一輩子地、受一輩子窮，能過上好一些的生活。但上學的費用實在高得很難承受。據有關專家保守估算，10年來教育亂收費超過2000億元人民幣。過去農村小學的學雜費不超過10元，現在已達100多元，高中三年花費現在要15000元左右，大學花費四年至少要四、五萬元，可2005年全國農民人均收入才3200多元，一個農民不吃不喝要干上十多年才夠得上一個本科大學生四年的花費，干五年才夠孩子上高中的花費。有的村子家家重視教育，千方百計供孩子讀書，結果幾年下來，“狀元村”變成了“貧困村”，家家背上了沉重的債務。孩子大學畢業找工作又十分困難。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又馬上面臨成家立業、買房子，要想積攢點錢還債不知又要多少年。債務像一塊巨石一直壓在父母親身上。農民無奈地說，現在一張大學錄取通知書就是一個貧困家庭的“判決書”。農村因此常常出現這樣令人心酸的圖景：孩子學習好，家長是又喜又愁，既盼孩子考上大學，又怕孩子考上，心里矛盾重重。近些年，我國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增幅都在百分之五左右，而人均教育支出卻每年增長15%以上，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全國2000個農戶的訪談，每個家庭的教育開支平均值為5975元，占總收入的30%，成為農村家庭的最大支出。到去年全國還有160多個縣的小學，140多個縣的初中人均預算內公用經費撥款為零，維持運轉全靠收取學生雜費。世界上只有7.5%的國家個人教育支出占家庭消費支出的比例超過10%。
1993年國家提出到上世紀末教育投入占GDP4%的目標，可實際的執行結果是2002年才達到3.2%，2005年又下降到百分之二點多。若按占GDP4%的標準計算，十年教育投入財政欠賬近萬億。而有限的教育經費又大部分用于城市，廣大農村主要依靠農民自己的力量辦教育。每年全社會教育經費總支出達五六千億，只有百分之二十多用于農村。農村人則要拿出1/4的收入供孩子上學。農村教育整體薄弱的狀況還沒有得到根本改變。到目前，全國還有少數縣沒能完全“普九”，已經“普九”的部分地區水平還較低、基礎還不穩。受教育權的不對等，造成城鄉教育差距的拉大。城市高中、中專、大專、本科、研究生所占人口比例分別是農村的3.5倍、16.5倍、281.55倍、323倍。九億農民的子女在北大清華就讀的還沒有一個只有一千多萬人口的北京市多。全國不能入學和中途輟學的基本上都是農民子弟，教育的不公是城鄉之間最大的不公，它會引起一個人一輩子的不公，甚至延續到子孫后代。必須改變教育政策的“城市取向”，促進教育資源配置的合理化、均衡化，擴大城鄉教育公平，把農村義務教育的主要責任由農民承擔轉移到政府承擔，讓高等教育的門檻向農民低開。
不打工現在窮，打了工以后窮
——新“工農剪刀差”在自然延伸，只是表現形式變了，由工農擴展為城鄉，由資金、物資的支持變為活勞動支持。
有人做過一個簡單的測算，一個以種糧為主的農民必須耕種20畝土地才可以達到8000元的年收入水平。這意味著中國的18億畝耕地只能容納9000萬農業勞動力，加上漁業、牧業、水果種植及其它農副業生產的農民在內，整個農業只能容納1億多農業勞動力，其余都必須向二、三產業轉移，向城鎮轉移。當數以千萬計的中國農民背起行囊、坐著火車跨省份、跨區域到經濟發達地區通過提供勞務來獲取報酬時，“外出打工”這個詞在中國經濟發展中、在農民生活中就具有了非同尋常的意義和內涵。經過20多年的發展，“打工經濟”已經成為農民增收的重要渠道，占農民人均純收入的五分之一以上。
但農民工又是我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形成的一種特殊的勞動力群體。20多年來的實踐證明，農民工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用農業積累支持工業化建設道路的自然延伸，是新形勢下的“工農業剪刀差”。所不同的是，從過去的資金和物資要素的支持轉變為更加鮮活的勞動力要素的支持，而且這個支持由過去的強制征取變為自愿行為；不僅更方便更快捷，規模和力度比以前也大得多。農民工不僅與城鎮勞動者同工不同酬，而且勞動定額不合理，勞動時間過長，收入長期基本未增。表面上看，一些農民工的月工資收入幾乎達到甚至超過了當地規定的最低月工資標準，但這往往是以農民工每天工作時間高達十幾個小時為代價換來的。然而，就是這樣可憐的薪酬，還往往被長期拖欠。據全國總工會不完全統計，僅2004年，全國進城務工的農民工被拖欠的工資超過1000億元，而為索回這1000億元欠薪，整個社會需要付出包括經濟成本、時間成本、政府成本、法律援助成本等至少3000億元。由于農民工大多從事苦、臟、累、險的工作，衛生條件差、生產工作環境惡劣、職業病危害嚴重、工傷事故比例高、重特大傷亡事故頻繁發生。我國每年因工致殘人員達數十萬，其中農民工占絕大多數。許多鄉鎮企業存在不同程度的職業病危害，60%的設備缺少必要的防護用品，90%的企業粉塵超標。土法開采的小煤礦，使矽肺病發生率急劇上升，有些民工僅僅二、三年就患上矽肺病。在透支了他們的青春、體力、精力之后，往往即意味著打工生涯的終結，用工企業不招40歲以上的農民工已成為一種較為普遍的現象。農民通過打工真正成為市民的在現階段還十分有限，絕大多數還必須回到生他養他的故土。由于打工期間很多企業不為他們繳納社會保險，打工的積累又十分有限，打工以后的日子可想而知，如再遭遇上傷殘或職業病，后果很難想象。他們說死得起，但傷不起。長期在城務工，農活也荒廢了，農業科技的知識生疏了，重操舊業已力不從心，重新返貧隨時都有發生的可能。
2000年，國家財政收入是1.3萬億元，2005年超過3萬億元，5年時間財政收入翻了一番多。而再看工資占GDP的比例，1989年是16%，2003年則下降到12%(發達國家是35～45%，中等發達國家是25～35%)，“水”漲了，“船”卻沒有高起來。14年間，勞動收入的增幅非常緩慢，而這其中農民工的收入增長又屬最慢。在珠江三角洲，從1992年到2004年12年里農民工月工資僅增長了68元。切實保障農民工權益，當前最迫切的就是要著力加強法制建設，解決用人單位拖欠或克扣農民工的工資問題；結合我國的現有國力，探索一套更加靈活、更加適合于廣大農民工參加的社會保障制度，讓他們在過了打工的年齡后能有個基本的生活保障。
因為窮不看病，因為病更加窮
——“救護車一響，一頭豬白養”，“住上一次院，一年活白干”。教育、醫療、養老被農民稱為是壓在頭上的“新三座大山”。
現今醫院的醫療服務和藥品價格對農民來說都是極端奢侈品。在計劃體制內享受醫療保險或者公費醫療的人有能力承擔，城市中收入較高的人有能力承擔，而廣大農民則無能為力。兩個不同的群體，面對的是同一個市場，農民的窘境是不言而喻的。農民說“做個闌尾炎，白耕一年田”，“小病拖、大病挨，重病才往醫院送，絕癥再往家中抬”。農民的經濟承受能力成為影響其生命健康權利的決定性因素。農民不敢生病，生不起病，有病也不敢去看已成為突出現象。據權威統計，中國農村人口有近9億，農民用于醫療的費用每人每年不足10元，有一半的農民因經濟原因看不起病。在必須住院治療的農村人群中，有近50%的人因缺錢而放棄治療。2003年我國農民的人均收入是2622元(包括實物收入)，而從第三次衛生服務調查的結果來看，2003年農民平均住院費用是2236元。這也就意味著，如果一個農民家庭有一個人住院，可能這一年的收入就全部用到醫療費用上。農村人口擁有的衛生資源少得可憐。從1982年到2001年城市醫院病床增加了100多萬張，而農村醫院病床則減少了20多萬張。農村產婦及嬰兒的死亡率都是城市的3倍以上。全國平均15個行政村擁有1個鄉鎮衛生院，1000個農民擁有0.79張病床、1.3個衛生技術人員，鄉鎮一級衛生院具有本科學歷的醫務人員只占1.4%。多數鄉鎮衛生院，設備都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購置的，仍靠血壓計、聽診器和體溫表“老三樣”開展工作。在廣大農村基本解決溫飽后，有人說，“看病難”已成了“農家新愁”。
農民生病后基本得不到救助，只能依靠家庭或親友的支持?！耙蝗松?，全家不寧，親朋受累。”雖然現階段我國的大多數農民已經跨過了溫飽的門檻，但農民因病致貧已經成為一個嚴峻的社會問題?！懊撠毴迥辏徊』貜那?。”國家有關部門作過一項統計，我國農村貧困人口中50%屬于因病致貧，疾病已成為農民脫貧的最大“攔路虎”。因病致貧的罪魁禍首是大病風險。貧困農戶在大病沖擊以后，將近要花8年的時間才能恢復到大病前的消費水平，將近要花10年的時間才能恢復大病前的生產經營投入水平，對收入的影響也是長遠的。
據有關部門透露，我國現在衛生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例這幾年在1.6%～1.7%之間，在這部分財政支出中，84%用在城市，只有16%是用在農村，而60%的人口是在農村。事實上是城鎮40%的人口占用了80%多的衛生資源。農村衛生事業嚴重滑坡，農村的傳染病出現了擴大蔓延趨勢，血吸蟲病死灰復燃，SARS、艾滋病的爆發更是給我們敲響了警鐘。中國人不安全的最大挑戰不是恐怖主義，不是其他，而是健康不安全，健康不安全又主要是農民健康的不安全。國家應通過立法形式，使各級政府對農村衛生事業的投入逐年增長，并接受各級人大監督落實；積極建立農村合作醫療體系，在財力許可的情況下，探索建立更大力度、更具有可持續性的政府籌資渠道；在宏觀調控下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引導城市過剩的衛生資源向農村轉移，加強農村衛生隊伍建設，培育農村衛生服務市場。
種田想賺錢，種了田難賺錢
——“種田等于自費參加體育運動，鍛煉了身體，白貼了一套運動服?！?/p>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來，中國農民重新成了土地的主人，有了自主經營的權利。作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農民自覺不自覺地適應價值規律的要求，調整自己的產業結構，調整自己的經營內容，國家的政策調控效應在農民身上體現得很明顯。近年來，一系列扶農政策特別是免征農業稅的實施，使廣大農民種田積極性大大提高，開始發展特色農業，開始注重生產投入和田間管理，主動采用新技術提高農產品質量。農民收入也確有較大幅度增加，2004年農民人均純收入2936元，2005年達3200多元，一年增收約300元。
可令農民始料未及的是，政策性增收的果實被種子、化肥、農藥等農業生產資料價格上漲一點點吃掉了。媒體報道河南省的例子，由于種子、農藥、化肥漲價，農民種植玉米成本每畝增加了25～27元。如果包括機耕、機播、機收、灌溉等，每畝生產成本比去年增加了30元以上。而給農民的三項補貼，每畝平均只有15.07元，只達到所增成本的一半。農民幽默地說:“現在種田等于自費參加體育運動，鍛煉了身體，還白貼一套運動服?！眹野l給農民的補貼和免掉的農業稅，全都“轉移”給了生產資料企業和經銷商。農民即使遇上豐收年，糧食增產了，也并沒有得到太多實惠，如果再遇到假冒偽劣生產資料的坑害，不僅不賺錢還會吃大虧。隨著農業生產資料市場的放開，一些不法的經營業主為了獲得高額利潤，經營假冒偽劣產品，嚴重損害農民切身利益。
農業是弱質產業，面對的是市場、自然和政策三重風險，加之現階段我國農業的規?；?、集約化經營水平還不高，對大多數地方來說，農民靠種田賺錢還很難。當前，亟需依法曝光一批農資違法違章案例，嚴防偽劣農資流入農業生產領域，凈化農資市場主體，扶持一批規范經營、誠信守法的龍頭農資經銷企業做大做強，提高農資經營者的服務水平。應適當給予財政補貼，讓農業保險這一“準公共產品”盡快走進農家，幫助農民規避風險。大力度地推進現代農業建設，采取切實措施，努力使農業逐步走上要素投入集約化，資源配置市場化，生產手段科技化，產業經營一體化的現代農業軌道。
低價買貨想便宜，便宜過后吃大虧
——假冒偽劣產品“上山下鄉”，農民成了消“廢”者?！叭嗣P天”的大案時有發生。
“油鹽醬醋找個體，日常用品趕大集，大件商品跑城里?！闭f的是農村商業布局不合理、規模小、網點少，農民購物很不方便。加上農民買東西受經濟條件限制，消費水平較低，“廉價”成了他們購買商品的首選因素。農村市場發育不完善，完整的商店要到鎮上才有，那些散布在村落的小商鋪，是農民主要的購物渠道，沒有太多的選擇。這些個體小店大多是從縣鄉各類批發市場和城鄉結合部的一些小作坊進貨，同樣牌子的餅干，城里超市每市斤的價格要賣到十幾塊，小店里可能兩塊錢就能買到；海飛絲、飄柔等品牌的袋裝洗發水，里面裝的都是同樣的藍色透明液體，城里要幾毛錢，小店里只賣幾分錢，用的似乎是同一個印刷版，只是字跡有一點模糊。小店銷售香煙，為了少交稅，大部分進的都是散貨，價格當然也便宜。在我國很多地區，仍然沿襲著十里八村農民趕大集的習慣。集市上充斥那堆積如山、來歷不明的商品。其背后，隱藏的其實是農民購買力的不足，而這又是中國經濟長期實行的工農業非均衡發展、城市和農村非均衡發展的必然產物，是農民負擔長期過重、收入增長緩慢的一個必然結果。
在廣大農村，由于缺乏龍頭商業企業的主導，農村流通領域無序競爭；由于科技知識和法律常識缺乏限制，農民不會辨真識假，在購買商品時又很少索要發票等消費憑證；農村小店大多家庭經營，不像城市商店具有嚴格的檢測準入門檻；農村市場打假力量不足和執法力度不強。以上誘因，導致在城市內遭到消費者抵制的假冒偽劣商品，正以“城市包圍農村”的態勢大舉向農村進攻，農民購買日常生活用品常常遭遇假貨，成了消“廢”者。山西假酒案、河南有毒大米事件、阜陽假奶粉事件，無不觸目驚心，嚴重危害了農民的身心健康乃至生命安全。毫不夸張地說，這些對于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廣大農村而言，僅僅只是冰山一角。
農村商業有效供給不足，導致農村市場萎靡，影響到國家擴大內需政策的推行，阻礙著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上世紀80年代農村消費占全社會的60%多，而目前僅占30%多，下降了一倍。占總人口60%的農村，消費水平只占全社會三分之一的份額。有關專家指出，農村人與城市人的消費水平相差十五年左右。必須加快農村市場建設，培育新型的農村商業龍頭，引進現代化營銷理念和方式，構造新型的農村商業網絡，以連鎖經營的形式，逐步實現統一標識、統一價格、統一結算、統一服務標準，凈化農村市場。促進現代流通方式向農村延伸，把發達城市和地區的先進科技文化輸送到農村，激活農村蘊藏的各種消費潛力，激發農民的購買力。執法部門應加大對生產和流通領域的執法力度，多向農民宣傳鑒別假冒偽劣產品的知識，提高他們的自我保護意識和維權意識。
政策鼓勵農民進城，進城之后難成市民
——城里的世界很精彩，城里的世界也很無奈。
“城市里的村莊”和“工人中的農民”這一新的二元結構普遍存在。
在強力推進城市化、工業化的宏觀戰略背景下，國家大力支持、積極鼓勵農民進城，廣大農村最寶貴的生產要素——年輕力壯的勞動力，投身于城市快速擴張的進程中。在城鄉戶籍分開管理的條件下，“農民工”成為勞動力與資本和其他生產要素的一種特殊結合方式，具有濃厚的中國特色。從最初發展鄉鎮企業時“離土不離鄉”的“農民工”，到后來形成了一支一億多人、遠離家鄉的“農民工”大軍。根據國家統計局的初步調查，“農民工”已占整個產業工人的一半以上，是我國城市建設與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基礎性勞務群體。在用汗水和努力實現著自己的希望和價值的同時，“農民工”為城市創造了巨大的財富，創造的GDP已占20%多的份額，為城鄉的經濟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而支付給他們低廉的工資，更是我國制造業和服務業始終保持低成本競爭優勢的重要因素。
城里的世界很精彩，城里的世界也很無奈。國家支持鼓勵農民進城，農民世代都在追求進城，但進城之后的農民仍受到各種制度性和非制度性限制，農民工的務工環境和生存環境都令人擔憂。從勞動權看，雖規定用工單位必須與雇工簽訂勞動合同，但由于大部分進城打工農民缺少相應法律知識和意識，導致勞動合同或者根本沒簽訂，或者合同條款對雇主有利，對農民不公，農民工勞動權益無從保護。從就業權看，農民就業受到歧視，北京規定農民工不能從事文秘，上海四星級以上賓館不用農民工。從安居權看，石棉瓦平房、地下室、工地工棚就是進城打工農民的安身之所。北京市調查，農民工住石棉瓦棚的占77.7%，住地下室的3.8%，住工棚的占10%。不少人一張木板，一疊床被，酷暑寒冬，風吹日曬，擁擠臟亂，蚊叮蟲咬，甚至達不到有關法律規定的人生存需要的最基本的條件，安居工程普惠的只是市民。從社會保障最核心的失業保險方面看，城市居民在失業期間有失業補助，但農民工卻沒有，一旦失業就失去了任何經濟來源，他們中就有人被逼以犯罪作為對社會不公的“終極反抗”。更值得關注的是，進城農民工子女教育處于財政投入的真空狀態，輸出地和輸入地政府都不愿意出錢，農民工子女上學門檻太高，大多流入辦學條件較差的私立打工子弟學校甚至失學。近年來，黨中央和國務院及有關部委就農民工進城務工的有關問題先后發布了一系列的文件，但是這些文件執行起來，往往被大打折扣。比如，暫住證仍被大多數城市作為對農民工管理的一大依據，并且將子女借讀、務工經商，甚至租房、收衛生費等捆綁在一起，缺一不可。
農民工生存狀況的改善，可以說是一個漫長而艱巨的任務，其深層次原因還是我國長期實行的城鄉二元分割的管理體制，僅僅靠出臺某一項政策或措施去解決問題似乎并不現實，應該以系統工程的理念，從立法和法律保護、行政管理和服務、社會輿論宣傳和導向等方面入手，逐步為農民工營造一個立體的、全方位的、理性的、健康的生存與發展環境，在可能的領域盡快讓農民工享有市民待遇，努力消除“城市里的村莊”和“工人中的農民”這一新的二元結構。當前，對外來工中勞動關系比較穩定的技術工人、技術骨干，其社會保險可以跟城鎮當地職工并軌考慮，享受同等待遇；對于短期務工者或者流動性比較大的外來工，可以優先考慮其工傷和大病保險，養老保險可采取“低進低出”的辦法擴大覆蓋面。民工子女上學一定要納入當地財政預算，并和市民子女同等對待就近入學。
沒有男孩想男孩，有了男孩愁男孩
——如性別比失調再延續下去，20年后可能有四、五千萬個男性找不到配偶，這是一個無法救助的群體。
中國農村重男輕女一方面是“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傳統觀念作祟，另一方面也是因為農民把男孩作為一種開發潛力最現實的生產力要素來看待，作為他養老的保障依托，更是他在村、族中力量的象征。在各種因素的交織下，農民選擇生男孩自有其道理，因此帶來我國的男女出生性別比失調不斷攀升，第五次人口普查時已經達到116.9，海南、廣東等省則高達130以上。農村的情況更為嚴重，據在某省農村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如果讓農民自行選擇，出生性別比將達到144。照此趨勢，到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之日，全國將有四、五千萬處于婚育年齡的男青年無女可娶，這將是一個無法救助的群體。失調的出生嬰兒性別比嚴重阻礙著我國人口的和諧、持續和健康發展，并將大大引發買賣婚姻、拐賣婦女、賣淫嫖娼等違法犯罪行為以及各種復雜的社會問題，處理不好還會釀成重大政治問題。
農民看不到宏觀問題上的可怕，他只知道自己生個男孩解決自己的問題，而生了男孩之后別說娶不到媳婦犯難，就是娶到媳婦，那昂貴的彩禮，高不可攀的開支花銷，令他傾家蕩產都解決不了問題。到了這一步，他才會仰天悵問：我該不該生這個兒子?？墒?，一切都晚了。為此，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應及時向農村獨生子女戶和雙女戶傾斜，政府應當加大投入，加大宣傳教育力度，消除他們的后顧之憂，逐步形成家庭撫養孩子——孩子回報社會——社會贍養老人的良性循環。積極倡導“男到女家落戶”等婚育新風尚，把平等意識納入公民教育，努力促進男女平等。
當家作主想民主，有了民主不做主
——從“為民作主”到“民主”的進化過程中，農民有點眩暈，有點找不到“北”的感覺。
人民公社體制解體后，農戶的生產經營自主權、產品支配權也得以確立。農民迫切希望成為村莊的政治主體，改革后的一戶一田，也需要有一人一票的體制加以保障。推行村民自治，由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務，依法行使民主自治權利，有力地推動了鄉村基層民主，激活了農村的政治活力。隨著農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農民的思想觀念也不斷更新，他們不再滿足“面對黃土背朝天”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文明、民主、法制、富裕”等愈來愈成為廣大農民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主要追求。歷史延續下來的一些管理制度和行政方式已不適應現實，他們對辦事“不民主，不公開”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作風非常不滿，民告“官”的事不斷發生。當前，農民參與政治大多以維護正當經濟利益為主要目標。有以個人或集體方式去接近各級組織，反映、說服、建議、批評，以期影響改變他們的決策、決定的接觸活動；有通過大眾傳播或信訪手段反映情況、表達利益，實現意志的投訴活動；有不堪忍受不公正待遇和非法壓制進行抗議、暴力對抗活動或依法訴訟活動。選舉行為也早已突破了舉舉手、鼓鼓掌的模式，很多地方的候選人需要在公眾場合進行演說，發表施政意見，做出具體承諾等。有的還主動參與慈善事業，捐助困難群眾，在群眾中樹立良好形象，以贏得村民的選票。
但客觀地說，中國農民民主素質尚處在初始階段。農民在村級、鄉級社會事務中的主人意識、平等意識、自主意識缺乏，依附觀念濃厚。農民群眾往往不把自己作為權利的主體，而是寄希望于“上級”、“領導”、“包青天”為深蒂固，當官的應享有特權在農民中尚有一定市場。改革開放前的頻繁政治運動，使農民對政治失去熱情尚沒有根本轉變。體現在當前的農村選舉中，也存在著諸多的不適應之處。選民參選率不高，有些地方只有百分之六、七十，選民對選舉事務中的各個環節較少參與，既不關心，也不愿花精力，不感興趣。曾出現過一個選民人數不到600人的小村莊，海選中提名的“兩委”候選人竟然多達100多名。經過調查，發現絕大多數的村民是哥哥選弟弟、妻子選丈夫、老子選兒子、自己選自己，令人啼笑皆非。許多村民投票時受人左右，沒主見，給包煙、吃頓飯，就投上人家一票，以致于在選舉時部分群眾形成了“誰給我都要，誰給得多就投誰的票”，沒有行使選舉權利的神圣感。村民對選舉組織者的違規操作，即使知道了也不介意，給一些人做手腳提供了方便，賄選的苗頭已成為一個比較嚴重的問題，有些案件不但涉案金額巨大，涉案人員眾多，而且還與鄉村宗族勢力、黑惡勢力等相牽連，影響越來越壞。另外，鄉鎮對村級選舉進行干預，插手候選人等環節，也使農民難以真正行使自己的權利。
離開了農民的具體處境、條件和素質，再先進的選舉辦法也不管用。從總體上看，農民作為受教育程度較低的群體在政治參與中處于不利的位置，他們對現行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政治、民主參與形式較難把握和利用，應多提供一些易為最廣大農民利用的有效政治參與形式。同時必須重視對農民的教育，特別是法制教育，提高農民參政的基本素質，使農民對民主政治參與的興趣與實際參與的行為協調起來。針對賄選等不正當選舉的處理，應明確界定賄選的行為，制訂出如何處理的相關法規或參照執行的法規?？傊瑥摹盀槊褡髦鳌钡健懊裰鳌毙枰幸欢魏荛L的路要走。
為陳規陋習所累，又為其推波助瀾
——人情禮份在“自由風長”，雪球越滾越大，成了許多人難以掙脫的枷鎖。農民說，不怕沒錢，就怕攀比。
中央“多予、少取、放活”的惠農政策正逐步加大力度，尤其從今年開始結束了幾千年來與農民如影隨形的“皇糧國稅”，農民歡欣鼓舞。但農村中一些愚昧落后的現象大有回潮之勢。農村封建迷信沉渣泛起，給農民造成許多額外的負擔，諸如什么求神仙、拜菩薩、敬天公、建祠堂、做道場、請巫師、看風水等，花樣不斷翻新。這些畸形的消費行為，無情地吞噬著農村的資源和資金。喪葬陋習恣肆蔓延。不管有錢無錢，喪事越辦越“風光”、“闊氣”起來，祭祀品越來越高檔化、工藝化，白白燒了許多血汗錢。此外，揮之不去的人情債也是農民的一大頭疼事，特別是大操大辦婚姻喜事更是增加了農民的不少負擔。時下農村的紅白喜事，除了傳統的結婚、辦喪事外，還有從嬰兒出生、滿月、百日、周歲到升學、參軍、招工、提干、升職、訂婚、結婚，從逢年過節到蓋房喬遷都要送禮。許多農民平時節衣縮食，就為了這些應酬，一年忙到頭，最終又是空空如也。農民無奈地說，不怕沒錢，就怕攀比。
應該說，廣大農民群眾是有覺悟的，他們擁護黨在農村的各項方針政策，努力發展，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積極貢獻力量。但毋庸諱言，現階段，在農民中還存在著一些舊的思想和習慣，農民在思想道德和科學文化素質方面還存在著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不相適應的地方，有意無意之間在為各種陳規陋習推波助瀾。少數先富起來的農民，人未死便花上萬甚至幾十萬元為自己建墳墓；有的人寧愿不吃飯也要集資修廟堂；一些人家里有人生病不去求醫，而是燒香請巫婆；農村建房普遍要請“風水先生”看“座財”等，不少受愚昧迷信影響的農民自己把自己逼進了貧窮的死胡同。在一些富人奢侈消費的引領下，一些本不富裕的農民也養成了擺闊氣、圖虛榮的習氣，艱苦奮斗、勤儉持家的優良傳統有所淡化?；橐鱿彩麓蟛俅筠k，相互攀比，婚禮變成顯闊的擂臺。賭博之風日益盛行，在農村、集鎮、茶館、紅白喜事現場，聚眾賭博現象可謂司空見慣。有的因為賭博而放棄生意輸掉本錢，甚至傾家蕩產，家破人亡。一些生活改善了的農民渴望有個整潔文明的生活環境，可到政府進行鄉村規劃，集中連片建設新村時，很多人又是故土難離，即便搬進了新居，衛生習慣也很難改。建國以來國家即推行改水改廁，可至今仍有70%多的農民仍然使用旱廁。
究其根源，農民的科學文化素質不高是潛在原因，農村精神文明建設發展不平衡是根本原因。要提倡科學，破除封建迷信；提倡文明，克服愚昧落后；提倡節儉，反對鋪張浪費。必須唱響主旋律，用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占領農村思想文化陣地；在農村積極開展移風易俗活動，堅決抵制腐朽文化和各種錯誤思想對農民的侵蝕，改善農村社會風氣。
“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币粋€處于現代化過程中的國家，基本滿足大多數人的愿望乃是整個國家社會政治穩定的堅實基礎。了解農民的所思所慮，破解農民生活中的各種悖論，需要學點“窮人的經濟學”，“如果我們懂得了窮人的經濟學，也就懂得了許多真正重要的經濟學原理。”從而找到兼顧各階層利益的、有效系統全面的、能實現全體社會成員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總量動態最大化的解決方案，為最終解決農民問題、構建和諧社會提供支持和保證。
劉奇
(作者單位：安徽省委政策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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