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成品油提價幅度之大為歷次之最。按照政府調整資源價格的戰略安排，為了實現油價“與國際接軌”，為了解決成品油與原油價格倒掛問題，成品油價格很可能會繼續上調。對于漲價，私家車主固然叫苦連天，交通、電力等行業也立刻感受到漲價的沖擊，這一沖擊波會逐漸傳導到整個經濟體系中，從而對經濟增長產生抑制作用，只有幾家壟斷石油公司會大賺其錢。
應當說，國內成品油價格上漲是國際原油價格上漲所推動的，也是經濟高增長帶來的能源高消耗造成的，因為這種高增長又是重化工業的高增長推動的。吳敬璉先生一直在警告經濟重型化的危險，但中國經濟還是迅速走向重型化，甚至溫州這樣的地方也致力于推動重化工業發展。
出現這種經濟增長模式有深刻的政治經濟原因，而至少從數字上看，這種增長模式確實可以在一定時期內實現經濟的高速增長。與印度對比就可以看出這種模式的優勢:1991年，中國與印度處于同一發展水平；2005年，中國的人均GDP達到1700美元，印度僅為700美元。
但從另一個角度看，這種模式也帶來了一種畸形的經濟結構。過去15年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大部分來自工業，工業占中國GDP的比例從42%上升到47%。而在印度，工業占GDP的比例基本穩定在28%，服務業在GDP中的比例則從1990年的41%上升到2005年的54%，中國的這個比例僅為40%。更重要的是，勞動密集型的服務業為印度新興的中產階級提供了大量收入較高的就業崗位，而這個中產階級的消費則支持了印度的經濟增長，私人消費目前占印度GDP的61%，遠遠超出中國的40%。
這種增長模式也帶來了電力、煤炭、石油等資源的全面供應緊張，從而推動了國內資源價格上漲。因為中國增長最快的行業基本都是能源和資源高耗型產業。強勁的中國需求不僅是推動石油價格上漲的重要原因之一，鐵礦石等初級商品價格也都在市場上節節走高。
由于體制因素，新增資源需求主要來自于低效率的企業擴張，而企業的低效率也意味著，在全球資源價格上漲之后，第一個蒙受損失的就是中國自己。比如，在鋼鐵行業，國外鋼鐵企業的效率普遍高于國內企業，其產品也多走中高端路線，能夠消化鐵礦石價格的進一步上漲，因而他們近日已經接受了鐵礦石企業提出的今年礦石長期協議價格上浮19%的要求。而中國企業已經陷入虧損，無法承受進一步的漲價壓力了。在能源領域，發達國家都經歷過上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從政府到企業以至普通民眾都形成了應對能源高價沖擊的健全機制與精神準備，而中國卻沒有。
政府也已經意識到目前的經濟增長模式所遭遇到的資源瓶頸，并已采取措施試圖降低資源消耗率。按照國家發改委的說法，提高國內成品油價格，其目的之一就是促使企業和私人節約能源。應當說，這種初衷是正確的，確實應當通過正確的價格信號，引導企業在投資的時候慎重考慮資源約束，從而推動整個經濟走出粗放式增長的陷阱?；诖?，國內成品油價格與國際石油價格完全接軌，也是一個合理的目標，只有這樣才能讓中國企業真正致力于提高效率，而不是擴張產能。這既有利于形成一個正常的經濟結構，讓國民分享增長的好處，也有利于緩解全球資源供應緊張局勢。
但這種理順價格的做法依然遭到不少批評。合理的價格只能在大體處于競爭狀態的市場秩序中，由那些具有健全的激勵約束機制的企業來發現。在形成這樣的市場架構之前，政府調整成品油價格，從經濟角度看，確實有助于降低資源消耗，但會被公眾解讀為一種刻意的財富再分配，即把其他行業的利潤轉移到壟斷企業。這樣的公眾認知必然損害價格改革部門的權威。尤其是，壟斷性結構導致石油企業本身低效率運轉，因而從長遠來看，它們也不可能向整個社會發出正確的能源價格信號。因此，有關部門一方面需要對公眾作出更詳盡的解釋，另一方面也需要推進石油行業的市場化改革，使石油價格的變化真正具有指向標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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