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農民工子女上學難問題，是社會的包袱還是責任？對于城市來說，這是個科學發展觀問題。
“是媽媽把首都的馬路越掃越寬／是爸爸建起了北京的高樓大廈／讓我們仿佛感到這里就是我們的家”——在歌聲中，新一代農民工子女表達了對“新家”的期盼，他們向往公平的教育和生活環境。
哪些“借口”阻擋農民工子女上學？
記者調查發現，輸入地政府在落實農民工子女教育政策上，還有種種借口，其中突出的有三種：
其一，城市“免責”說。
這一看法在過去十分流行，現在仍大有市場。國務院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再次強調了“輸入地政府為主”的原則，但一些城市干部至今不愿接受。北京一個區的干部對記者說：“農民來京打工的目的是掙錢，子女教育就應放在老家！”
其二，民辦學校“誤人子弟說”。
與公辦學校相比，民辦學校大多設施簡陋，師資力量弱。一些管理者認為，農民工子女學校安全隱患多，教育質量差，誤人子弟，應當取締。他們指責自辦學校越來越多，主要目的是賺錢，違背國家對義務教育的要求。
其三，“進城失控說”。
一些輸入地政府認為，如果城市解決好了農民工子女的義務教育問題，會引發新一輪大規模的“進城潮”，出現失控的城市化局面。
對上述觀點，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趙樹凱認為，一些城市管理者對解決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有意見、有擔心，不難理解。這反映了城鄉二元體制背后的深刻矛盾。但以統籌城鄉社會和諧進步的科學發展觀來看，是非就分明了。
為什么要把孩子帶到北京上學？在京務工的一位河南農民工說：“開始把孩子放在親戚家，春節回家發現孩子眼神都呆了，原來孩子寄住別人家里餓了不敢要吃的，桌上有肉不敢夾，每頓飯撥一點菜就蹲一邊去，很壓抑。返城時，孩子哭著要和爸媽一起走，感覺太虧欠孩子感情了。來京后孩子一直失學，最近才進了民辦的行知學校。”
針對一些城市管理者的擔心，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呂紹清說，最近兩年我們對６００多個農民工家庭的實證研究表明，所謂失控的“進城潮”不會出現。因為外出打工者多是低收入戶。城市的生存和教育等社會成本是個無形的門檻，能夠留下的農民工家庭只能是“有限增長”。
城市公辦學校實際承擔了多少“義務”？
國務院出臺的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強化了兩年前提出的“兩為主”政策，即對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由輸入地政府安置為主和公辦學校接納為主。但記者發現，這一目標的落實充滿矛盾。
大興是北京安置農民工子女入學較好的一個區。區教委社教科科長張香坦介紹，大興區有公辦學校１７０多所，它們接收農民工子女１．４７萬人，目前已基本達到飽和狀態。而同期區內自辦的農民工子女學校卻安置了２．５萬人上學。很顯然，這里仍是以“自辦學校安置為主”。據介紹，在京約４０萬流動兒童中，公辦學校接收近一半，已基本處于飽和狀態；另外約２０萬人進入自辦農民工子女學校，且數量仍在增長。
目前，是什么樣的公辦學校接納農民工子女呢？據一些農民工及自辦學校負責人反映，一類是京城內基礎薄弱的學校，二是城郊的鄉鎮學校。
一個新的問題是，在農民進城務工的“證卡制度”被廢除后，農民工子女進入城市公辦學校就讀的“證卡制度”又出現了。
記者查閱北京市政府２００４年５０號文件及各級教育部門規定，發現農民工子女進入公辦學校就讀，必須提供“五證”：原籍地無監護人證明、城市務工證、城市暫住證、戶口本證明、實際居住所證明。五證俱全，家長才可申請“借讀農民工子女證明”，才能按國家政策免除借讀費等。
“老實說，能辦齊‘五證’的農民工子女極少。”一位區干部承認，全區能憑“五證”免借讀費的不到５％。原因很簡單：一個務工證，京城幾百萬農民工有多少人能拿到？即便辦齊“五證”，公辦學校也常以“名額已滿”為由變相索要“贊助費”！
一些專家認為，農民工子女在城市入學需要一些基本條件，如身份證明、居住證明等，但門檻過高，就變成了障礙。像務工證、監護證明等，政府部門不給開，農民工就永遠沒有，這類規定執行偏了，就違背國家政策成為變相亂收費。
是“財政經費問題”還是“制度設計問題”？
國務院出臺的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明確提出，輸入地政府要“將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納入當地教育發展規劃，列入教育經費預算”。記者調查發現，現有的政府支持明顯帶有“修補”色彩，離政策目標還有相當距離。
河南信陽市委書記劉懷廉算了一筆賬：以全國城市義務教育流動學齡兒童８００萬人、入學率９０％、每人每年２２０元匡算，要解決流動兒童上學的“兩免一補”問題，全國每年需１５．８億元，無論是中央政府和輸入地政府承擔，都只是小數目。問題是輸入地政府還沒有將觀念轉到“以城帶鄉、以工補農”的科學發展觀上來。
北京行知實驗小學校長易本耀說，關于“兩免一補”的義務教育，中西部早落實了，明年將在全國普及，在自辦農民工子女學校接受義務教育的學生怎么辦？至今無說法。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趙樹凱一語破的：農民工子女上學難，分明是制度安排問題，財政經費問題只是個借口。
談到如何落實國務院最新的政策意見，北京石景山黃莊學校校長陳恩顯坦言，首先要解決觀念問題，各級政府要把解決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當成一種責任。流動兒童的上學問題并不難解決，政府扶持一把就行。“比如我們學校有２７００多個孩子，占地２０畝，比農村小學好多了，但是政府不給發辦學許可證，說是房子沒有房產證。其實給我們一個臨時建筑的手續，給我們一個合法辦學的環境，有什么不好呢？”
“不可諱言，不少農民工子女學校條件差、師資弱，還不是合格的義務教育資源，但當城市公辦中小學飽和的情況下，又能如何？”一些專家也表現出無奈。
中國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副主任袁崇法認為，解決進城農民工子女的義務教育，從長遠看有兩條途徑：一是多建公立學校，二是扶持足夠的自辦農民工子女學校發展成為規范化學校，進而按公立學校進行管理。從現實看，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門應做的不是簡單地打壓和取締農民工子女學校，而是加大扶持和規范力度。(“新華視點”記者宋振遠、李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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