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設立“新特區”利于地區均衡發展
熱議已有一些時日的第四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問題，在12月7日召開的全國發展和改革工作會議上終于有了答案。武漢城市圈和長株潭城市群，近日經國務院批準，成為“全國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簡稱“兩型社會”）建設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12月8日《新京報》）
這一決定對促進中 部地區的發展，縮小中國不同地區和城鄉之間的發展失衡，無疑有重要意義。此前，上海浦東、天津濱海新區和成都與重慶，已先后被國家列為了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這些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相繼出現，乃是中國根據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所做的又一次制度創新。
從世界其他國家和中國自己的歷史經歷看，經濟和社會發展，與在資源壓力下的技術和制度創新，存在著不可分割的關系。在社會條件特別是資源和技術背景發生變化的情況下，適時創新制度，是一個國家克服困難、實現經濟和社會健康發展的關鍵。
實際上，中國的改革開放本來就是一次大規模的制度創新過程。但今天的問題已不同于以往，過去成功的經驗也不再完全能適用于現在。二三十年前制約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那些問題，絕大部分在今天已不復存在。在經過近三十年的迅速發展、進入工業化中期以后，中國目前在經濟和社會領域所面臨的問題，已轉變為如何在低成本經濟增長時代即將終結的情況下，解決巨大的城鄉和地區發展差距、嚴重的生態破壞與環境污染等難題，促進產業、技術和經濟類型的升級和社會公正的實現。
消解這些新問題，還是只能向改革要出路，要繼續通過推進制度創新，使各種體制改革向縱深演化。設立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就是中國根據新的經濟和社會形勢，所做的新的重大戰略部署，期望以合適的政策引導和發展戰略規劃，首先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進展，達成以點帶面、全面更新的效果。
與改革開放初期設立經濟特區不同的是，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不再致力于對某些地區實行政策優惠，而是重在引導國家內部不同地區根據不同的資源稟賦條件，開拓自我創新能力，改革的成本因此也是由地方承擔，而其經驗啟示則為全國所共享。
就武漢和長株潭建立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來說，它的意義首先在于協調不同地區的發展均衡。2004年，國務院就提出了“中部崛起”戰略，如今將武漢和長株潭設立為第四個改革試驗區，則有利于湖北和湖南兩個中部省份充分發揮地方能動性，在“兩型社會”上做出積極探索，加快這兩塊區域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從而縮小中國不同地區的發展差距。
同時，武漢和長株潭改革試驗區還將為中國未來經濟發展，探索新的動力模式。在過去20多年間，東部地區的政策優惠在先，已形成全面的先發優勢，中西部地區想通過以往東部經濟特區的發展方式迎頭趕上，不太可能。在東部地區勞動密集型產業已經基本飽和、一部分產業已需要向其他地區轉移的情況下，中西部地區又需要總結近三十年來改革開放的經驗和教訓，盡量避免東部地區在過去經濟發展中所帶來的一些問題，特別是資源浪費和環境污染問題，使中西部經濟和社會發展在模式上有所創新。它的試驗成敗，因此又關系到整個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路徑的變革。
《瞭望》文章：中部期待“試驗田”
經過東部沿海試驗獲得外向型發展經驗后，中國的改革發展需要獲得更多的基于本土資源的內生型試驗經驗，這一背景下，中部“試驗田”呼之欲出
自今年6月份“成渝”統籌城鄉發展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獲批后，熱鬧了一段時間的國家試驗新區 之爭沉寂下來。但是，11月初，一個消息不脛而走：武漢城市圈和長株潭城市群作為“全國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已經國家發改委報國務院待批，以探索新型工業化、新型城市化發展之路。
消息傳出，正值十七大報告提出“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優化國土開發格局”之際，因而引起廣泛關注：中部兩大中心有望被納入“先試先行”的國家試驗區視野，這是否意味著區域協調發展將步入縱深推進的攻堅階段？
“四大雁陣”的總體布局
進入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時期，中國經濟地理版圖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大變局，傳統的沿海與內陸兩大板塊分割局面，正在被東、中、西、東北四大各有側重的戰略方陣所取代，東中西互動、優勢互補、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新格局正在日益明晰。
自2006年“中部崛起”正式上升為國家戰略以來，中部在區域協調發展的總體規劃中，成為最后一個戰略板塊；在駛向市場一體化的中國經濟地理格局中，這也是“承東啟西”的關鍵板塊。完成最后一個“集團方陣”的排兵布局，一個“四大雁陣”比翼奮飛的區域協調發展壯觀藍圖日漸呈現出來：西部在大開發中通過國家支持、自身努力和區域合作，由傳統資源時代向產業時代挺進，普遍駛入加速增長的軌道；中部6省承接和對接產業梯度轉移，在承東啟西中謀求崛起，意欲揮別“不東不西”的尷尬；東北3省則加快了產業結構調整和國有企業改革改組改造，昭示出“老工業巨人”重振雄風的氣概；東部更是志在將“率先發展”進行到底，率先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率先實現經濟結構優化升級，演繹出鳳凰浴火重生的新版傳奇。
尤其在東北、西部和中部欠發達區域，中央政府加大重點領域的投資傾斜，改善當地的基礎設施條件和投資環境，提高當地的公共服務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這些區域經濟增長的動力。同時，東部沿海地區依托自身的經濟基礎，積極參與國際分工，不斷提升綜合競爭力，繼續保持領先發展勢頭。
各個部門也在為扭轉“東富西貧、南強北弱”的不均衡局面，謀求區域協調發展和共同富裕各顯神通：商務部推出“萬商西進工程”，用3年時間推動萬家境外和東部沿海企業到中西部地區開展投資、采購和經營協作；交通部門規劃到“十一五”末，中部各省與相鄰東部地區間將至少建成兩條以上的高速公路通道，與相鄰西部地區間至少建成一條高速公路通道。
區際之間既競爭又合作，既互動又互補。一些地方政府以工業園區建設和城市建設為載體，調動各種資源擴大投資規模，包括以稅收優惠和土地低價吸引投資，使得一些不具優勢或者資源環境承載能力較弱的區域，也形成較大的工業規模。與此同時，在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以市場為基礎的區域經濟合作全面展開。各地區出于增強競爭力的內在要求，開始突破傳統的制度性障礙，推進區域經濟整合，發展各種橫向合作。區際競爭促進各區域提高本區域競爭力，區域經濟合作和生產要素大規模區際流動，增強了區際互動發展關系。
十七大報告中說：“要繼續實施區域發展總體戰略，深入推進西部大開發，全面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大力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積極支持東部地區率先發展”——這一描述，將一個互動、互補、互相促進的區域協調發展藍圖勾畫得十分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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