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需要像馬軍這樣的人，而且對于這一類人的急切需求要遠遠超過一名體育巨星或一位電影明星。”美國《時代周刊》介紹的馬軍不久前創辦了中國第一家民間環保數據庫。
近１０年來，環保民間組織在我國環境保護歷程中，發揮了積極作用。環保民間組織已經成為推動我國和世界環境事業發展不可或缺的力量。
編者按：作為一種新型的環保管理手段，環境信息公開是公眾有效參與環境保護的先決條件，也成為國際上進行環境監控和管理的一個趨勢。目前，世界上已有５０個國家和地區頒布了相當完備的信息公開法律，而我國尚處空白。從這個層面上看，并不起眼的民間第一個“水污染公益數據庫”——“中國水污染地圖”網站的開通有著特殊的意義。“從環境信息公開做起，首先滿足公眾的知情權；以知情權帶來的互動，讓污染企業在市場中遭到懲罰，而負責任的企業會做得更好。”網站創辦者馬軍的初衷和追求，正擊中了我國當前環保工作的軟肋。
環保第三方力量將首度聚會
國際一般稱民間組織為ＮＧＯ（Ｎｏ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定義為“志愿性的以非營利為目的的非政府組織”。環保民間組織是以環境保護為主旨，不以營利為目的，不具有行政權利并為社會提供環境公益性服務的民間組織。
轉折背景下的首次聚會
下周，５００多名來自我國各個環保社團的代表，將在北京舉辦年會。這在我國環保ＮＧＯ（環保民間組織）多年的發展歷史上尚屬首次。
截至２００５年底，我國共有各類環保民間組織２７６８家，其中，政府部門發起成立的環保組織１３８２家，民間自發組成的環保民間組織２０２家，學生環保社團及聯合體１１１６家，國際環保民間組織駐大陸機構６８家。
在這幾千家中，有許多社團，它們所組織倡導的活動，早已為我們所熟知。如“自然之友”、“綠色江河”、“北京地球村”以及“２６度空調行動”、“保護母親河行動”。
年會的組織者，是去年才剛剛成立的中華環保聯合會。雖然同樣屬于民間組織，但由于其國務院批準、環保總局主管的背景，因此也被稱為“官方ＮＧＯ”。
“我們原計劃是搞一個環保民間組織的先進事跡報告會。但收到的反映說，這樣的話官方味道太濃，和社團組織不是很吻合。這才決定以年會的形式召開，主要是交流探討，先進集體和個人事跡只是作為會議材料印發給大家。”中華環保聯合會副秘書長李恒遠告訴記者。
李恒遠還告訴記者，這個民間會議受到有關部門重視，全國人大環資委、全國政協人資環委、民政部、外交部、農業部、發改委、林業局等１０多個部委局的領導同志都將出席。環保總局周生賢局長也會做有分量的演講。“主席臺肯定坐不下，只能在下面鋪張臺布、放個茶杯將就了。”李恒遠笑著說。
據透露，本次環保ＮＧＯ年會，除了交流環保社團本身該如何發展，還要商討作為政府、企業之外的第三方力量，如何在環保工作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李恒遠說：“第六次全國環保大會的召開，松花江污染等重大環境事件的影響，‘十一五’環境規劃實施的艱巨，以及國家對公眾參與環保的明確要求，都將使今年成為我國環境事業不同尋常的轉折年。這就是本次環保ＮＧＯ年會的背景。”
不可或缺的第三方力量
“我國的環保民間組織發展很快，貢獻很大，已經成為我國環境事業發展中不可或缺的力量。”李恒遠說。
宣傳教育是我國環保民間組織開展的最普遍的工作。此外，扶貧解困發展綠色經濟，關注弱勢群體，維護社會公眾的環境權益也是一些環保民間組織長期致力的工作。而作為一種民間力量，對政府和企業的環境責任開展社會監督，已經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２００２年，重慶市決定在主城區建３０萬千瓦燃煤發電廠，重慶市綠色志愿者聯合會組織市民召開研討會，建議政府停止這項以犧牲重慶市主城區空氣環境為代價的工程。２００３年底，重慶市政府停建該工程。２００５年全社會質疑圓明園湖底防滲工程的事件，不僅由國家環保總局叫停了這個工程，而且最終推動了《推進公眾參與環境影響評價辦法》出臺。李恒遠說：“在保護生物多樣性方面，環保社團的作用尤值得稱贊。比如‘自然之友’對滇金絲猴、對藏羚羊的保護，南京環保社團‘綠石’對中華虎鳳蝶的保護。這些社團所具有的敏銳性和前瞻性，以及高度的責任感，在早期可以說是填補了政府的空白。”
環保ＮＧＯ也要可持續發展
去年，由于經費不足，超過６０％的環保民間組織沒有自己的辦公場所；９６％的全職人員薪酬在當地屬中等收入以下水平，其中４３．９％的全職人員基本沒有薪酬。
然而，經費不足，只是眾多環保ＮＧＯ所面臨的主要困難之一。
“首要是認識問題。有些政府部門對環保社團的作用缺乏正確認識，存在‘怕添亂、怕麻煩’以及重管理輕發展，重限制輕扶持的思想，怕被監督，總認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一些企業擔心環保民間組織的發展，監督力量的增大，會增加企業的成本。而公眾對環保民間組織的了解不夠，志愿服務的意識還很淡薄。這造成環保社團在活動、人才、資金等方面面臨重重阻力。”李恒遠說。
在經費問題上，相對市場經濟成熟的發達國家而言，我國政府對民間組織的資助極少；而社會公益捐助意識又比較淡薄。一些企業長期使用國家的環境資源能源，而發展起來以后，對怎樣回報社會，怎樣體現社會責任感卻沒有相應的意識。
“環保民間組織的另外一個障礙，就是政府環境信息的公開做得很不夠。國家已經明確了公眾參與環保的法律地位，而公眾參與卻沒有一個準確的信息渠道。企業的排污情況、水質情況、飲用水水源地情況、企業排污情況已經對百姓有影響的環境信息不公開。環保民間組織社團是最大的公眾參與的力量，沒有信息來源，就談不上有效參與。”李恒遠告訴記者。（王海 陳明磊）
聚焦：走近首個民間環保數據庫
“中國水污染地圖”
用戶點擊電子地圖，可檢索全國３１個省級行政區和超過３００家地市級行政區的水質信息、污染排放信息，包括超標排放企業和污水處理廠信息。這個網站的最主要目的，就是讓污染企業現形，促使排污企業承擔起環保責任。
９月１４日，中國民間第一個“水污染公益數據庫”——“中國水污染地圖”(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ｐｅ．ｏｒｇ．ｃｎ／ｉｎｄｅｘ．ｊｓｐ)開通使用。承擔該數據庫建設的是一個成立不久的環保民間組織——“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負責人叫馬軍。
馬軍告訴記者，水污染地圖設置了３類數據：水質信息、排污信息、污染信息。水質信息包括地表水、主要河流、主要湖泊、地下水、近海海域的水質綜述；排污信息包括污水排放、工業廢水排放、生活廢水排放、重點陸源入海排污、面源污染排放綜述；污染信息包括不達標企業名單、不達標污水處理廠名單、污染事件排放綜述、污水處理廠建設的運行情況。
記者點擊網頁看到，水污染地圖中列出了超過２５００家污染企業，其中不乏大企業，也包括若干跨國公司。以北京為例，“誰在毒害家鄉的河流”列出了前１０大企業，包括北京桂祥和豆制品廠、北京汽車制造廠有限公司、房山科技工業園區、平谷區馬坊鎮工業小區、中關村科技園區永豐產業基地等。
這個網站能迅速引起公眾注意，很大程度上還因為它特別設計了“環境信息公開指數”，基于水質監測、排污狀況和污染信息公示３方面的情況計算分數，總分為１００分。在這張地圖上，超過１００個城市的得分為零。這其中既有經濟欠發達地區，也有中國環境監測總站檢測的吉林、陽泉、四平等工業污染較嚴重的地區。
馬軍告訴記者，水污染地圖的數據，主要來自中國環境統計公報、各地區環境狀況公報和環境質量公報等官方渠道和權威調查數據，并隨時更新，因此具有較高的可信度和權威性。此外，中央級新聞媒體關于水污染事件的報道，也是重要的數據來源。
中國水污染地圖網站雖然開通不久，卻已經引起了廣泛的社會關注。馬軍說，從反饋的信息來看，這個網站的受眾，不僅僅是專業環保人士，而且更多的是普通群眾。
馬軍說，公眾對身邊水污染的關心程度，遠遠超出了他原先的設想。他們接下來的工作，就是使地圖和數據更加完善易懂，滿足普通群眾更容易理解專業數據的需求。同時對重點污染企業進行定位，在地圖上標注出來。
馬軍說，這個網站就是要讓公眾能快捷方便地查詢到身邊的水質信息，了解自己社區的水安全狀況，此外還要指出是誰在制造水污染，讓公眾知道究竟是那些企業沒有良知和社會責任感，最終通過公眾和市場來抵制污染企業。
水邊行走的馬軍
“如果把馬軍的頭像，和籃球明星姚明以及銀幕上的美人章子怡的頭像一起放在北京街頭的廣告牌上，大多數路人肯定都不知道他是誰。但那些知道的人會說，中國需要像馬軍這樣的人，而且對于這一類人的急切需求要遠遠超過一名體育巨星或一位電影明星。”——５月８日美國《時代周刊》。
１０月１５日，年輕、儒雅、但略有拘謹的馬軍面前，擺放著小半杯白開水。水，對于馬軍來說，無疑具有特殊的意義——這是他的事業。
因為水，他從業余到全職，最終成了環保民間組織的成員。因為水，今年５月８日美國《時代周刊》（Ｔｉｍｅ）評出的本年度“１００位影響世界的人物”名單上，馬軍在列。
３８歲的馬軍是北京人，１９９３年起任香港《南華早報》記者。他說：“媒體的工作經歷，讓我有機會游覽名山大川。但看到的景象，和前人的描述之間，反差實在太大了。”
馬軍說，上世紀９０年代第一次去看黃河，陪同他的黃河管理部門同志告訴他，由于實行梯級開發戰略，黃河水利建設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眼前的景象卻是：腳下的黃河早已干涸。當時馬軍非常困惑——如果一條河流每年２００多天、數百公里干涸斷流，能算是“成功的治理開發”嗎？之后，馬軍在各地都留意和群眾訪談，發現幾乎每一個人，都能說出從上個世紀８０年代以來，清澈的河流湖泊是怎樣急劇變成了“沒有蓋子的垃圾箱”。
帶著困惑和焦慮，馬軍長期開展實地調查，１９９９年，出版了《中國水危機》，在國內外學術及環境領域引起了強烈的反響，被稱為中國版《寂靜的春天》。
《寂靜的春天》于１９６２年由美國人蕾切爾·卡遜出版，書中陳述了農藥的危害，在廣大民眾中引起強烈震撼。在這本書的影響下，美國環境保護局成立；各州立法限制殺蟲劑的使用；曾獲諾貝爾獎金的ＤＤＴ和其他幾種劇毒殺蟲劑被終止生產與使用。
開通“水污染地圖”，馬軍遇到了不同于著書立說的困難。“比如人才、資金”。馬軍說：“網站需要專業的電腦人才，前后有許多人幫過我，很多是在校學生。”
６月份，馬軍成立了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從一家公司籌到了一定的資金支持，全職投入網站工作。“目前很多環保ＮＧＯ運行都非常困難。幸運的是，我們身處北京，有更多的渠道。雖然困難很多，但我希望我們的地圖能夠可持續地運行下去。”
從環境知情權做起
水污染控制，不是技術、資金問題，首先要解決機制問題。要控制水污染，必須加強執法；要加強執法，必須突破利益關系；要突破利益關系，必須有公眾參與；而公眾參與，首先要做到環境信息公開。
《中國水危機》引起社會震動后，很多人向馬軍詢問這個問題：“怎么辦”？
馬軍告訴記者：“中國的污染問題，單純依靠政府、法院很難解決。雖然我們有２０多部環保法規，但在發展和環境之間，地方政府傾向于前者，執法主體也會受利益主體的影響，所以造成法律效率低下。”
馬軍認為，環境污染治理需要一個大變革，就是公眾參與，讓承受污染后果的公眾有機會參與環境的管理和治理。而在這個方向上，國家已經初步建立了一系列的法規來進行支撐。公眾參與包含３方面權力：知情權、參與權和司法救濟權。目前的情況是，全面的公眾參與難度較大。馬軍說：“推進的第一步，就是從環境信息公開做起，首先滿足公眾的知情權。”
目前，雖然政府越來越多地在做環境信息公開的工作，但還沒有完全以考慮公眾便捷的手段去做。馬軍說，就像政府公報做了這么多年，其中也不乏詳細的數據，但由于技術性和專業性過強，老百姓未必都明白。
“中國水污染地圖”網站列出了２５００家污染企業的名單。馬軍說，環境信息披露制度本身可以成為一種環境管理的強有力手段。１９８４年美國聯合碳化物公司在印度博帕爾的殺蟲劑工廠發生毒氣泄漏，造成數千人死亡，兩年后該公司在美國本土的工廠也發生了劇毒化學品泄漏。在公眾壓力下，美國國會頒布了《緊急規劃和社區知情權法》。這個法律將重點放在了滿足公眾的知情權上，首次要求企業每年向公眾報告其排放的幾百種有毒有害物質。污染大戶們很快感受到了壓力，一些企業開始采取措施，削減有毒物質的釋放。至今，美國此類物質的排放呈現明顯的下降趨勢。
而在我國，很多企業的污染成本外部化，完全由公眾來承擔。作為一個企業，除了有政府頒發的執照外，還有一個公眾執照。任何珍惜自己品牌和美譽度的企業，也應該重視其公眾執照。除了產品本身以外，其生產過程的環境保護也應該作為公眾執照的考評之一。
目前，中國消費者作為“上帝”的地位，在商場和超市已經體現出來。環境信息的公開，會推動企業和消費者之間的互動，逐步促使消費者“上帝”的地位在產品生產的過程中也體現出來，就是拒絕污染制造企業的產品。這種知情權帶來的互動，能讓污染企業在市場中遭到懲罰，而負責任的企業會做得更好。這種良性循環一旦實現，不用政府付出任何公共資源，只靠市場的力量就能解決環境問題。（王海 向小文）
相關鏈接：中國環保ＮＧＯ幾大環保行動
近１０年來，環保民間組織在我國環境保護歷程中，發揮了積極作用。環保民間組織已經成為推動我國和世界環境事業發展不可或缺的力量。
保護藏羚羊
１９９５年，青海省治多縣委副書記杰桑·索南達杰在抓捕盜獵藏羚羊行動中犧牲，震驚全國。５月，玉樹州人大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扎巴多杰主動辭職，成立了一支武裝反盜獵隊伍——“野牦牛隊”。
同年，民間組織“綠色江河”的創始人楊欣策劃了“保護長江源，愛我大自然”活動。１９９６年，中國民間第一個自然生態環境保護站——索南達杰自然保護站成立，成為可可西里反偷獵工作的最前沿基地。
１９９８年，索南達杰自然保護站志愿者服務機制啟動。同年１０月５日，“自然之友”會長梁從誡會見英國首相布萊爾，提交了一封呼吁制止英國國內藏羚絨非法貿易的信件。布萊爾于次日復信表示支持。
保護母親河行動
１９９９年１月，大型環保公益項目“保護母親河行動”啟動。“保護母親河行動”以保護黃河、長江及其它江河流域生態環境為主題，依靠社會力量募集資金，在江河流域開展植樹造林、治理水土流失、保護生態環境，在全社會倡導綠色文明和可持續發展意識。
截至２００４年，“保護母親河行動”組織了３億多人次的青少年和社會公眾參與生態保護行動，面向海內外籌集資金２．５億元，在江河流域造林近４００萬畝。
“２６度空調行動”
盛夏時北京市空調用電總負荷約４００至５００萬千瓦，如果將空調溫度調高１攝氏度，就可節約用電量的６％至８％，節約電費至少１．１億元，減少發電用煤１６至２５萬噸，減排二氧化硫２４００至３５００噸。
２００４至２００５年，多家環保民間組織連續兩年發起“２６度空調節能行動”。行動倡議在夏季用電高峰時期，將空調溫度調至不低于２６攝氏度，并特別對政府部門、駐京領使館、跨國公司等空調用戶送達了呼吁書。
質疑圓明園湖底防滲工程
２００４年９月，圓明園湖底防滲工程開始實施。
２００５年３月，蘭州大學張正春教授到圓明園游覽，發現了此工程，質疑圓明園湖底防滲工程破壞園林生態。
４月１３日，就此工程的環境影響等問題，國家環保總局舉行聽證會，各環保組織代表在會上發言，明確表態反對防滲工程，并提出環保民間組織應介入圓明園環評。
７月１５日，由民間組織發起的“圓明園生態與遺址保護第二次研討會”在北京召開。與會的環保民間組織代表、環保界專家學者就圓明園防滲工程及相關問題再次進行了探討。
８月１５日，圓明園防滲湖整改工程啟動，９月７日，開始注水。９月２７日，圓明園水面恢復。
這是環保民間組織深入參與環保行動的重要事件，也是環保民間組織與政府合作的典范。
阿拉善“ＳＥＥ守望家園行動”
２００４年６月５日，由８０位企業家聯合發起成立了阿拉善ＳＥＥ生態協會。這是國內以企業家為主體首次創建的環保民間組織。
２００５年初，協會出資３００萬元人民幣，啟動“ＳＥＥ守望家園行動”。其中，５０萬元用于首屆“ＳＥＥ生態獎”項目，２５０萬元用于啟動“ＳＥＥ生態基金”，資助各地環保民間組織到阿拉善地區從事環境保護。
“ＳＥＥ生態獎”評選范圍涉及環境保護的各個領域，參評項目來自中國大陸和港澳臺地區。截至７月底，基金共收到３３個項目申請，專家委員會批準了其中１１個項目，總計金額１５８萬元。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３０日，在“綠色中國年度評選”活動中，阿拉善ＳＥＥ生態協會榮獲“綠色中國”年度特別獎。
“綠色和平”抗議惠普有毒電子產品
２００３年，國際環保組織“綠色和平”在檢測中發現惠普公司型號為ＰａｖｉｌｉｏｎＡ２５０ＮＬ的電腦內，溴化阻燃劑所占比例遠高于其他公司的同類產品。
２００４年，“綠色和平”就此問題與惠普公司交涉，惠普雖認可但沒有給出確切的改進時間表。
２００５年６月２０日，“綠色和平”在惠普慶祝進入中國２０周年的活動場地外，向首次訪問中國的惠普全球新任ＣＥＯ馬克·赫德送上“禮物”及公開信，呼吁惠普盡快公開承諾在產品中停止使用有毒物質。“禮物”是“綠色和平”在電子廢物污染重災區廣東貴嶼收集的被廢棄的惠普電腦和打印機配件。
同年１１月，惠普承諾在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３１日后推出的所有新產品外殼中不再使用溴化阻燃劑，但并未承諾在其他部件中不使用。
１１月２１日，“綠色和平”中國有毒污染防治項目組向惠普公司轉交了一封公開信和一塊寫有“戒毒尚未成功，惠普還需努力”的牌匾，以敦促惠普按照清楚合理的時間表，在其所有的產品中逐步停止使用有毒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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