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片：村民正在嚴重生態破壞后的田地上撒草籽。（田乾峰 攝）
夏斯扒一家生活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瀘水縣魯掌鎮魯掌辦事處，這里的森林覆蓋率高達60%以上，60%以上的國土面積被劃為自然保護區，但良好的生態資源沒有改善夏斯扒的貧困生活。生活在這風景如畫的地方，夏斯扒常常要出去做苦力，打短工，勉強維持一家人的溫飽。
像夏斯扒一樣的，為保護生態而付出代價的西部農民渴望生態補償。
生態貧民
雖然離州政府只有10多公里，夏斯扒一家四口人仍過著衣食不保的生活。一家有四畝多土地，都是25度以上的坡耕地，去年收獲了1000多斤苞谷，年末，他用部分苞谷在市場上換了50斤大米，過了一個“奢侈”的春節。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許多少數民族群眾因為土地資源有限，如夏斯扒一樣生活陷入貧困。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秘書長楊忠華介紹，這個州至今是全國最貧困落后的地區，全州的四個縣均為國家扶貧開發重點扶持縣，全州農民人均純收入低于882元的貧困人口達27.53萬人，低于637元的未解決溫飽人口有13.38萬人，分別占全州農業人口的66%和33%，有4.5萬人還住在茅草房和杈杈房內。
在我國西部的大部分保護區，都能見到如同夏斯扒一樣的貧困群眾。貴州省草海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周邊的農民同樣因為有限的資源條件而生活艱難。在保護區劉家巷村記者看到，村民雖然生活在美麗而富饒的草海邊，可因為恢復草海水域淹沒了大片田地，草海農民只有在人均不足0.5畝土地上生存。許多村民利用一些資助資金做些小生意維持生計，可仍然過著溫飽都難以維持的生活。在草海邊草海村農民家中，記者看到，貧窮成為這個村最顯著的特點。
原草海保護處副處長余勇清說，草海周邊的近三萬多農民在人均不到0.5畝的土地上尋求活路，讓草海和草海農民陷入兩難境地：一邊急需退耕還水還沼澤，以增加鳥類容量，減少環境壓力。一邊是農民耕地減少，帶來生存壓力。
貴州省茂蘭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局局長冉景丞說，因為禁止保護區農民攝取保護區資源，茂蘭保護區農民無法像從前那樣進行狩獵活動了，可他們沒有更多的增收路子，這實際上已成為生態貧民的農民面臨著到底要溫飽還是要環保的兩難抉擇。為了保護當地環境和生物多樣性，保護區內的大多數農民因缺少生活來源導致生活貧困。
生態危機
在有限的資源條件下討生活，怒江周邊山上的坡耕地成為農民開發利用的主要土地資源。記者看到，怒江邊的高山上，大片被開墾出來的土地已嚴重破壞了山體，山上已基本沒有植被覆蓋。楊忠華說，曾經森林密布的怒江兩岸，如今在海拔1500米以下的山上已沒有原始森林，全州水土流失面積達3933平方公里，占全州國土面積的26.75%，滑坡、泥石流、山洪等自然災害愈演愈烈。
貴州師范大學環境自然保護與社區發展研究中心主任任曉東說，我國大多數保護區的農民都面臨著“要溫飽還是要環保”的疑問和難題。而廣袤的西部，擁有全國40%以上的森林，保存了許多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原生生態系統和珍稀動植物物種，這個地區的生態環境狀況直接決定了下游地區的生態安全，對維護我國乃至世界生物多樣性具有重要意義。
但目前西部已出現的生態危機正嚴重威脅著全國的生態安全，中國環境規劃院副研究員張惠遠說，隨著西部荒漠化趨勢加劇，沙塵暴已經多次影響到我國華北、華東乃至江南地區。西部生態處于快速退化狀態。西部地區水蝕面積、風蝕面積占全國90%以上，荒漠化面積占全國95%。
生態補償
張惠遠說，人們長期以來懷有“生態環境無價”的錯誤觀念，西部生態有價，且“價值連城”。然而這一巨大的經濟效益長期以來并沒有被認同和接受，有研究表明，天然林的生態價值高于其經濟價值六至七倍，但這一巨大生態價值在經濟建設和市場交換中不能體現出來。
隨著我國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對西部地區的生態補償也已實質性展開，并形成了以不斷完善的政策法規體系為支撐、以一系列重大戰略規劃和計劃為導向、以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為主要投資渠道、以重大生態保護和建設工程及其配套措施為主要形式、以各級地方政府為實施主體的生態補償總體框架。我國實施的天然林資源保護工程、退耕還林工程、2002年實施的生態公益林補償項目、2003年退牧還草工程，也表明我國正在試圖探索建立國家層面上的生態補償政策。
而目前在我國的西部生態補償中，涉及生態保護和生態建設的法律法規，都沒有對利益和責任主體作出明確的界定和規定，補償責任存在爭議，實施主體管理和執行中條塊分割現象嚴重，導致各利益相關者無從根據法律界定自己在生態環境保護方面的責、權、利關系。張惠遠認為，西部地區群眾對生態環境的不合理利用很大程度上是生產、生活的壓力所致，如果不致力于通過調整西部地區特別是西部農村產業結構，減輕對生態環境的壓力，所有的生態環境建設工程都難以真正奏效。而我國當前實施的生態建設與補償措施部門補償多，農牧民補償少；直接物資、資金補償多，產業扶持、生產方式改善少；生態建設多，相應的經濟發展、扶貧、農村能源結構調整少。
雖然目前西部地區投資增長主要依靠基建投資和國有經濟投資來拉動，但西部生態建設需要長期持續投入，多層次、多渠道、全方位籌措西部生態建設資金將是西部生態補償機制的首要任務。
“綠色稅收”
張惠遠認為，我國現行稅制未能充分體現環保目標，“綠色”程度不高。我國現行稅制大部分稅種未從環境保護與可持續發展的角度考慮。為此，專家建議，應盡快建立和完善我國環境保護方面的稅收制度。
建立以保護環境為目的的專門稅種。張惠遠說，我國應借鑒國際經驗，分期分批開征水污染稅、大氣污染稅、污染源稅、噪音稅、生態補償稅等專項新稅種。一方面刺激企業改進治污技術，另一方面也不會妨礙企業自由選擇防治污染方法。
調整和完善現行資源稅。張惠遠認為，將目前資源稅的征收對象擴大到礦藏資源和非礦藏資源，可增加水資源稅，以解決我國日益突出的缺水問題。開征森林資源稅和草場資源稅，以避免和防止生態破壞行為，對非再生性、稀缺性資源課以重稅。
完善現行保護環境的稅收支出政策。減少不利于污染控制的稅收支出。嚴禁或嚴格限制有毒、有害的化學品或可能對我國環境造成重大危害產品的進口，大幅提高上述產品的進口關稅。
除了從稅收調整，專家建議還應該從以下方面對我國生態保護和建設給予支持。
完善管理體制，健全投融資機制。目前我國生態環境管理分別涉及林業、農業、水利、國土、環保等部門，部門分頭管理現象嚴重。我國應整合生態保護與建設資金，促進部門協作。
培育市場化機制。取消煤炭、灌溉用水等生產資料的價格補貼，開放生產要素市場，使生產要素的價格真正反映它們的稀缺程度，可達到節約資源和減少污染的雙重效應。
完善法律法規，明確補償責任。完善有關法律法規，明確各地區在生態補償體系中的責任是實施生態補償的首要條件，要明確各生態功能區的保護責任和補償義務。
確定西部生態補償重點突破領域。目前，生態保護與受益脫節的問題日益明顯，西部地區僅依靠自身能力已經難以承擔保護生態環境的重任，亟須在一些領域重點突破，以點帶面，推動生態補償發展。（李忠將 浦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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