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收自管的模式，讓監管和運營老百姓的“養老錢”、“養命錢”面臨越來越大的挑戰。
10月8日，在十六屆六中全會召開的同一天，甘肅省政府對外發布消息稱，該社會保障監督委員會已正式成立，其職能旨在全面加強社會保險基金的監督管理。
種種跡象顯示，在上海市社保基金案曝光后，決策層已決心將地方社保基金的監管和運營分開，甘肅的行動，可能只是個開始。
不僅是甘肅，近期各省紛紛高調貫徹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關于進一步加強社會保險基金管理監督工作的通知》。
9月初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發出的這一通知，要求地方政府強化社會保險基金收支管理，原由地方社會保險經辦機構保管的企業年金基金，須在2007年底之前，移交給具備資格的機構管理運營。
監管漏洞
據勞動保障部統計，截至2005年底，中國各項社會保障基金的規模已經達到18435億元人民幣，超過當年國內生產總值的10%。其中企業年金的規模約為680億元。
9月26日，新華社援引北京的一些社會保障專家警告說，中國迅速膨脹的社會保障基金，在監管運營方面正在面臨越來越大的挑戰。
早在2004年5月1日開始實施的《企業年金試行辦法》(勞社部令20號)和《企業年金基金管理試行辦法》(勞社部令23號)就已經規定，企業年金基金需采用規范的市場信托運作模式。但上述規定并沒有得到地方政府的有力貫徹，“上海社保基金案”便是一例。
在上述辦法頒布前長達10年的時間里，企業年金一直由地方社保部門“自收自管”。2002年12月正式掛牌的上海市企業年金發展中心亦不例外——該中心是上海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下屬的事業單位，上海市社保局對其有直接的管理權。
此前上海社保基金，曾委托浦東發展銀行代為操作以增加利潤，2002年上海社保局收回了管理權，并成立了上海年金中心，開始“自收自管”，很快就引發了“影響惡劣”的上海社保基金案。
大案頻發
實際上，2004年《企業年金基金管理試行辦法》出臺之前，地方社保資金就已經“突破”了規定的投資范圍。該《辦法》第一次允許，企業年金基金除銀行存款、國債以外，可投資“其他具有良好流動性的金融產品”，包括短期債券回購、信用等級在投資級以上的金融債和企業債、可轉換債、投資性保險產品、證券投資基金、股票等。
但早在2003年，上海企業年金中心便大舉進入股市，當年底，就現身于28家上市公司的前十大股東。持股總量為6532萬股，市值更是高達6.77億元。2004年和2005年的持股市值分別為3.15億和2.06億元。
不僅僅是違規投資，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一份調研材料說，在很多地方，地方政府修路、建學校，甚至發工資缺錢時，都“首先想到挪用社保資金”。
見諸報端的亦不在少數，如河南省濮陽市勞動保障局，以減免企業應繳870多萬元養老保險費為代價，換取6輛轎車使用權；四川省眉山市青神縣政府，擠占挪用社保基金1245萬元；黑龍江省阿城市社保局，將918萬元借給企業用做流動資金和貸款擔保等等。
據不完全統計，1998年以來，全國清理回收擠占挪用基金160多億元，至2005年底，還有10億元沒有回收入賬。“十五”期間，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接到擠占挪用基金舉報案件96件。
上海標本
最早成立企業年金中心的上海和深圳，一直以來因社保基金獲益頗豐。
而上海市企業年金發展中心成立之前，上海的養老金已經廣泛卷入經濟大潮。在該中心正式注冊成立之前的2002年3月，時任上海市社保局局長的祝均一，就曾將34.5億元社保基金“違規投資”到民營企業福禧投資。
而僅成立一個月的福禧投資，便憑借著這筆上海市民的“養命錢”，一舉購得上海路橋發展99.35%的股權，從而獲得滬杭高速上海段30年的收費經營權。是年，此前名不見經傳的34歲福禧投資董事長張榮坤，便以1.45億美元的身價，躋身福布斯中國大陸富豪排行榜第48位。
上海社保基金案只是社保“亂相”的一例，據統計，目前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上的社保基金高達1萬億元，且完全不顧中央約束，私自挪用社保基金現象并不少見。
為此，國家正在考慮將企業年金納入中央監管。9月24日，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基金監督司司長陳良，在首屆中國社會保障論壇上表示，社保機構將完全退出年金運營。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正在按照2004年出臺的有關辦法，積極穩妥地推進和指導地方社保機構，從現有的企業年金運營中退出來，推動存量企業年金向市場化管理轉型。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還重申，禁止社會保險基金違規投資運營。要嚴格管理社會保險積累基金，除按規定預留必要的支付費用外，全部存入銀行和購買國債，“在國家做出新的規定之前，一律不得進行其他投資”。(財經時報 郭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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