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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局:幸福指數會變幸福陷阱? 切忌成政績指標
中國發展門戶網 www.chinagate.com.cn  2006 年 09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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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上海證券報從國家統計局了解到,幸福指數的具體編制仍在商議中。同時,統計局人士并沒有給出任何出臺的時間表。

國家統計局局長邱曉華近日指出,中國今后將推出幸福指數、人的全面發展指數、地區創新指數以及社會和諧指數等一些新的統計內容。

一時間,幸福指數作為一個新鮮的詞語進入人們的生活。好奇的人禁不住要問,作為感官感受的幸福,也能被量化?幸福也能“稱”出個幾斤幾兩?幸福指數的“秤砣”到底包括了哪些方面?

國家統計局新聞處的張英香處長告訴記者:“幸福指數的具體確定現在還在研究階段,采用哪些數據,不采用哪些數據,權重是多少,都在探討之中?!?/p>

與此同時,長年從事幸福指數研究的山東省社科院教授邢占軍向記者表示,我國現在的幸福指數成U型曲線,34歲以下的年輕人和55歲以上的老年人幸福感高,中年人低。

他還解讀了幸福指數所包括的范圍與幸福的“秤砣”。

 對老百姓來說,幸福指數可理解為“滿意感”資料圖

邢占軍表示,幸福指數可理解為“滿意感”,就是老百姓對自己生活環境包括對收入、就業、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滿意感,從這方面講,應該包括人們的收入、生活水平、成就感、安全感等幾個方面。

而對于幸福指數“秤砣”的研究,邢占軍表示,幸福指數編制體系就是通過一套量表來體現的。

根據他多年的研究經驗,記者了解到,可選取10個指標來測量幸福指數。它們分別是:知足充裕體驗指數;心理健康體驗指數;社會信心體驗指數;成長進步體驗指數;目標價值體驗指數;自我接受體驗指數;身體健康體驗指數;心態平衡體驗指數;人際適應體驗指數;家庭氛圍體驗指數。

幸福指數:社會評價標準更加多元

過去,評價中國經濟發展的時候,大家更多關注的是GDP等硬數據,而很少關注人民大眾的切身感受等軟數據。

如今,幸福指數的提出,讓大家更加直觀地看待自己幸福的同時,也令很多人疑惑著看待這個幸福指數,它的社會角色究竟發揮在哪里。

幸福不等于有錢

有錢未必幸福。

邢占軍告訴記者,美國福布斯雜志曾經做過以幸福指數為專題的比較調查。

最后調查結果顯示,超級富翁們的幸福指數與居住在寒冷的北格陵蘭島的因紐特人的幸福指數一樣,而令人驚訝的是,肯尼亞的游牧民族馬賽人,生活在簡陋骯臟的草棚內,沒有電也沒有自來水,快樂指數也相同。

對于有錢人不感到幸福,邢占軍表示,幸福指數雖然與金錢相關,但是幸福與錢財并不是正比的關系。“有些人收入越高越不幸福,從學術的角度講,轉型社會中的價值感對人的作用也越來越大,實際和價值缺失有關。”

挑戰GDP增長

中國社會科學院一項調查顯示,2005年,72.7%的城鄉居民感覺生活是幸福的,比上年下降了5個百分點。與此同時,中國的GDP卻增長了10%左右。

調查顯示,幸福指數與與經濟發展的曲線并不同步。于是有人開始質疑,如果GDP的增長不能讓人們更幸福,政府為什么還要致力于GDP的增長呢?

邢占軍表示,GDP反映的是經濟發展的客觀指標,幸福指標起到的僅是補充作用。兩種指標功能不同,幸福指標是診斷指數,而GDP是發展指數。“過去我國出現過盲目崇拜GDP的現象,但是GDP指標本身是無罪的?!?/p>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王名告訴記者,幸福指數概念的提出,是把我們原來一昧追求GDP,轉向更加多元的評價標準。

切忌成為政績指標

幸福指數作為了解民眾情緒波動的晴雨表,有助于體現和諧發展的精神。

但是,如果當幸福指數成為一種政績指標后,就往往容易被異化或形式化。

邢占軍表示,幸福指數的改善,是很宏觀的長期的,非一屆政府、某個領導人或某項政策的功勞,如果把它作為一項政績,往往就會喪失科學性,進而喪失生命力。

出乎邢占軍意料的是,目前各個地方政府對編制幸福指數的熱情很高,有些學術組織還開始著手編制城市幸福指數排名。

幸福指數與幸福陷阱

幸福指數被視為體現主觀生活質量的核心指標。國外主觀生活質量研究者最常用的一個術語是Subjective Well-being(簡稱SWB)。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哪個國家、政府明確提出編制幸福指數。不丹國王此前提出提高國民幸福指數的計劃,雖然被學術界認為開了個好頭,但不丹包括的四項內容———政府善治、經濟發展、文化發展和環境保護,和我國所講的幸福指數不盡一致。

與GDP不同的是,幸福指數并不會出現年增長率的問題。

邢占軍認為,在幸福指數存在的同時,也存在著幸福陷阱。幸福陷阱的意思是,當一個社會主要的發展指標在不斷上升的時候,幸福指數有可能下降。

其原因是,幸福指數是主觀指標,和我們每個人的主觀體驗聯系密切,不同時段人們的需求不一致,在有些時候,幸福有種邊際效用遞減的趨勢,在某一點,無論怎么改進,人民的幸福感不會隨之改善。另一個原因是,相當一部分衡量幸福的指標是受經濟社會政策的間接影響,比如一些人格的指標,而人格既屬于時代,也屬于個人,不同人的體驗是不同的。(何鵬阮奇)

案例:山東城市居民幸福指數兩次波動

從2002年5月開始,采用分層隨機抽樣的方法對山東省城市居民幸福指數進行了6次調查。六次調查樣本為9254人。

  山東城市居民幸福指數張大偉制圖年/月

以幸福指數為縱坐標,以調查時間為橫坐標(見圖)。

從圖中可以直觀地看出,五年間山東城市居民總體幸福指數出現了兩次明顯的波動。

2003年7月的調查是在“非典”警告解除后進行的,總體幸福指數比上年下降近6個百分點,表明“非典”對城市居民幸福指數的負面影響是明顯的。

2004年9月的調查顯示各項幸福指數明顯回升,表明“非典”對城市居民幸福指數的影響已經基本得以消除。同年8月,中國在希臘雅典奧運會上金牌名列第二;10月,“神五”發射成功,這兩大喜事極大地振奮了民心,增強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2005年9月的調查顯示,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數出現了明顯的回落。進一步分析發現,在這一時間段,國內出現的一些現象對民眾幸福感產生的影響,是值得關注的。首先,是國內安全生產方面所爆發出來的問題。其次,2005年7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推出的醫改報告認為,我國醫衛體制商業化、市場化是完全錯誤的。這一研究結論使得人們對民生問題的關注上升到政策層面,“上學難、看病貴、買房難”等問題在普通民眾中引起了強烈的共鳴。

來源: 上海證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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