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商務部研究院的最新研究報告描繪了這樣兩條相反的曲線：過去的11年里，中國對日本的貿易依賴是一條向下的線，日本對中國的貿易依賴是一條向上的曲線。
該報告撰寫者、曾參與處理中日農產品貿易摩擦的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金柏松說，在中國市場對日本經濟重要性迅速躥升的同時，日本市場對中國而言，重要性卻在大幅下降。
這也是商務部智囊機構近年來在這一問題上最為全面的一次報告化表述。
金柏松以統計數字描繪了這種趨勢。
2005年，中日貿易在中國貿易規模中所占比重，已經由1994年24%的高點降至13%，日本作為中國主要貿易伙伴的位次在下降。
但從日本的角度看，又完全呈現出另一番景象：中國已經成為日本的最大貿易伙伴，取代美國對日本經濟復蘇發揮了關鍵作用。
“估計中國對日本經濟復蘇的帶動作用大約有1個百分點。”金柏松說。日本對美國的出口和貿易順差雖然還保持巨大規模，但近年來連續下降。對日本而言，中國因素遠比美國因素重要。
這與日本著名研究機構惠穗銀行綜合研究所的分析不謀而合。該所預測，在日本經濟至2010年年均增長1.91%中，對中國投資和發展加工貿易將使日本經濟多增長0.8%。
2030年，日本老齡人口將升至33%，2010年以后，日本經濟增長將由于勞動力不足而放慢。但如果依靠人口大國中國，這一問題將會輕松化解。(北京晨報 / 作者:劉映花)
以下為商務部原文：
率先將中日兩國政治、歷史認識、外交方面的分歧擴大到經貿領域，使之“降溫”的是日本政府。日本政府希望用“經濟牌”動搖我國對日外交的一些立場和主張例如反對參拜靖國神社等。所以能否順利發展兩國經貿關系不在中國單方面，而取決于中日兩國。日本作為發達國家，不僅經濟發達，而且在國際外交舞臺上也非常善于使用手中的“經濟牌”。過去我國經濟發展水平落后，在國際舞臺上打經濟牌的實力不足，并且更加缺少經驗。但是，隨著我國經濟規模擴大，GDP躋身世界第四，對外貿易位居世界第三，制造的173種商品位居世界第一，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僅次于美國、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第二大動力，擁有8000億美元外匯儲備等等情況，證明我國經濟貿易發展規模和水平與80、90年代比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變化之一就是我國政府手中已經擁有許多經濟牌可以打，在國際舞臺上已經初步具備軟實力來發揮我們的影響力。如何開展經濟外交，打經濟牌將是已經成為我國外交的新課題。如今在對日經貿關系處理上，假如單純強調合作可能，面對日本政府打經濟牌不作出反應，其效果可能適得其反。這樣日本政府還會毫無顧忌地打經濟牌，限制兩國經貿關系正常發展，指導其向著更加符合日本國家利益的方向發展。
因此，我認為，當前在處理中日經貿關系方面“不是爭論經貿關系冷熱問題”，而應該抓住問題的實質，研究如何回應日本政府打經濟牌的問題。2001年筆者有幸直接參與處理中日兩國農產品貿易摩擦問題，作為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員親身經歷了那場對日經貿斗爭。其中感受最深的就是對日斗爭必須有軟有硬，有理有節，該主動出擊時決不猶豫。我認為，當前日本政府打經濟牌降溫中日經貿關系，我們應該給予一定的回擊，否則日本政府還會步步緊逼，繼續制造麻煩和事端。為此，有必要深入分析在中日兩國經濟貿易合作關系中誰依賴誰更多，以及當采取措施使得中日兩國經貿關系降溫、雙方均受損失的情況下，誰可能受到的損失更大，誰承受損失的能力將更強。
一、中日兩國經貿關系誰更加依賴誰
首先從兩國貿易交往分析，2005年我國對日貿易同比增長約12%，這已經是連續11年對日貿易增長低于中國對外貿易平均增長水平。預計2005年中日貿易進出口金額達到1880億美元，低于我國對歐盟和美國的貿易規模，所占比重也由1994年的高點24%降至13%，比高點時水平低11個百分點，說明兩國貿易密切程度大幅下降。從中國角度分析，日本作為中國主要的貿易伙伴位次在下降，重要程度在減低，貿易熱度在降溫，這是不爭的事實。但是降溫與中日政治關系冷不存在明顯的因果關系。另外，從日本角度分析，兩國貿易持續較快增長，日本對中國加上香港的貿易額已經超過對美國規模，中國已經成為日本最大貿易伙伴，這說明兩國貿易還在升溫。
造成兩國貿易這種“溫差”的原因：一是90年代日本經濟持續低迷、經濟貿易增長水平低于中國，也低于美國、歐盟；二是日本市場規模不如美國、歐盟大，增長空間相對較小；三是中國對日本出口占中國總出口比重下降更多，2005年約在10%，而從日本進口約占中國總進口比重卻在15%的高水平上。在國際上普遍重視出口的情況下，日本市場對中國的重要性確實在明顯下降。但是從日本角度分析，日本對中國出口呈現大幅上揚趨勢，進而如果將日本經由香港、臺灣迂回出口到大陸的間接貿易計算在內的話，日本方面擁有巨額貿易順差，所以，中國市場對日本經濟的重要性反而在迅速提高，并且已經達到可以與美國市場并駕齊驅的程度。
日本經濟感受到中國經濟的“熱”，實際上說明了日本對中國經濟的依賴度已經達到相當高程度。事實上，中國因素對日本經濟發展已經具有特殊重要意義。
二、取代美國對日本經濟復蘇發揮了關鍵性作用
據日本財務省統計，2003年日本對中國大陸、香港、臺灣貿易收支實現順差274億美元，折合為3.26萬億日元，對三地出口增加267.32億美元，這種增量在當年日本經濟2.5%的增長當中占有0.7個百分點。換句話說，如果沒有日本對三地出口增長和貿易順差，日本經濟增長僅有1.8%。事實上這還僅僅是直接拉動作用，如果將中國經濟增長帶動世界經濟增長間接帶動日本出口，以及日本擴大出口波及其他行業復蘇等間接效用全部計算在內的話，筆者估計中國對日本經濟復蘇帶動作用大約有1個百分點。所以說，中國因素是此次日本經濟由長期衰退、低迷出現轉折，實現復蘇的決定性力量。與此同時，日本對美國出口和貿易順差雖然還保持巨大規模，但是2001年、2002年、2003年連續下降，對日本經濟復蘇發揮的不是動力作用，而是剎車、減速的作用。一個加速一個減速對日本經濟復蘇發揮的作用截然相反。顯然中國因素成為日本經濟復蘇的關鍵，比美國因素重要的多。
三、拯救了日本財政危機
2002年日本政府財政償債金額占支出總額超過20%--這一國際公認危機警戒線，財政危機、通貨膨脹隨時都有可能由于某些因素誘發而爆發出來。當時在日本書店最暢銷的書就是《2003年日本危機大爆發》，講的就是日本政府償債負擔過重，政府靠大量發行新國債償舊債已經接近周轉不開、山窮水盡的地步等等。然而，2003年以來日本經濟連續較快增長，日本財政已經從危機的邊緣回到了陸地，現在日本財務省甚至預測按此趨勢發展下去，2010年日本財政負債大致可以恢復到正常狀態。而財政危機緩解主要得益于經濟復蘇，稅收增加、資產增值、國債信用有所恢復。這一切如前所述是拜中國因素“賜予”，讓日本政府得以逃脫一場大劫難。
四、再次恢復了日本社會的信心
九十年代以來日本經濟長期衰退、低迷對日本社會信心打擊甚大。九十年代以前日本作為東方文明圈內最優秀的國家，政治民主、經濟發達、競爭力強大，讓西方文明最發達的美國、歐洲都感受到了來自東方的威脅與挑戰。對于如此優秀的民族、優秀的國家在一夜期間經濟像是陷入了泥潭，突然變得舉步維艱，日本執政黨歷任黨魁、著名經濟學家、財界領袖、知名企業家等等在國際上都是舉足輕重的人物想盡辦法，用盡各種措施，在長達十余年里都不能將日本經濟從水退的谷底推上陸地，走向復蘇。所以，九十年代末、二十一世紀零年代初日本社會一片頹廢、沉悶、無所事事的悲慘景象，以至于經濟已經復蘇了還不敢輕易相信。2003年日本經濟增長了2.5%的情況下，日本政府還謹慎地描寫為：經濟出現復蘇勢頭。接下來2004、2005年日本經濟持續增長才讓日本各界精英長長地舒了一口氣，社會信心從崩潰的邊緣恢復到了常態。由日本人將九十年代的日本的經濟比作：軍事上二戰時期日本敗給了美國，經濟上日本再次敗在美國手下。
五、成為日本經濟再次復蘇的動力機
此次，日本經濟復蘇、進入繁榮周期，也許會持續至2007年甚至可能延至2008年。但是日本經濟總會再次進入新的一輪衰退，屆時日本經濟要想走出衰退，靠個人消費不可能。因為，日本下屆政府為了解決退休金欠債問題增收消費稅可能性極大，這將對日本個人消費產生加大制約作用；靠企業投資刺激經濟復蘇可能性不大，因為日本企業幾乎在整個九十年代都在減少過剩設備、處理過剩投資和改善企業財務債務負擔。所以，日本企業絕不會再次失誤于盲目投資，企業只有充分地看到明確的投資回報才會決策投資。日本企業只有在出口有了新的增加、市場出現新的需求，才可能增加新的投資；屆時日本政府同樣不會輕易擴大投資，因為政府償債負擔很重，日本公共投資可以有所作為的場所不多。所以，分析的結果，日本還需要外部需求帶動經濟復蘇。2003年中國已經取代美國發揮了外需作用，未來日本經濟復蘇很有可能還需要中國因素。
六、對華投資是擴大日本出口與發展迂回貿易的機遇
眾所周知，日本與美國貿易摩擦歷史遠比中美時間長、領域廣、程度更加激烈。日本政府解決日美貿易摩擦的措施之一，就是容忍日元升值和指導日本企業到海外發展，如日對美的汽車貿易順差最大，就指導日本汽車企業到美國投資。這樣日對美出口整車變為出口汽車零部件和設備。但是美國是全世界制造成本高的地方，像汽車這種高科技企業在美生產成本還可以承受，而大量勞動密集型產品制造、勞動密集型加工工廠就不可能在美國生存，而中國就成為日元升值后日本外向型企業再生之地。日本企業在中國投資或者發展加工貿易還可以帶動舊設備出口(注：一般來講日本企業技術水平高，即便是舊設備其技術水平仍可達到我國海關商檢的要求)，帶動本土零部件、原材料出口，在中國制造后銷售方向有三：一是當地；二是第三地；三是返銷本土。由于我國加工貿易政策在世界是最寬松的，原產地證發放標準極低，所以有大量的日本企業利用這項政策在中國加工出口到第三地、發展迂回貿易。據了解日本企業在我國設立的投資企業向第三地出口占其銷售額大致兩成，而日本企業在我國經營的加工貿易向第三地出口規模更大。更加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中國現在成了日本企業避免貿易摩擦的“安全港”和再生基地，如今中國背負著巨額貿易順差的“名聲”，僅僅得到一小部分利益，其中絕大部分利益實際上歸了日本企業所有，同時它還成為美國施加壓力迫人民幣升值的因素之一。據日本一家著名研究機構、惠穗銀行綜合研究所分析，在預測日本經濟至2010年年均增長1.91%當中，日本企業對中國投資設立企業和發展加工貿易帶動日本出口將使日本經濟多增長了0.8個百分點。可見中國作用非常顯著。換句話說，如果沒有中國作用日本經濟僅能維持1.11%的增長水平，還會回到九十年代經濟長期持續低迷狀態。
七、避免了日本爆發通脹
日本政府在九十年代為了刺激經濟復蘇發行了大量國債，投資于公共事業。為了解決資金來源問題，日本政府讓央行破例大量購買國債。這一舉措極易引發惡性通貨膨脹。然而這項政策之所以迄今可以安全運作，主要就是因為中國對日本出口大量的價廉物美商品，中國的供應不僅沒有讓通脹爆發，反而還讓絕大多數生活在中下層的日本國民不需要到銀行提取存款就可以享受到不斷提高的生活水平，以及保證了正常貨幣供應量。目前日本央行還在猶豫這項危險政策何時截止，擔心停止超額購買國債之后沒有新的購買主顧會引發通脹。而中國政府外匯管理局在調整外匯儲備結構時，如果增加持有日本國債，成為新的主顧，日本政府就可以輕松避免通脹出現。
八、有助于日本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
據了解，目前日本老年人口占17%，預計2030年老齡人口將升到33%，這意味2010年以后日本經濟增長將由于勞動力不足而放慢，2020年以后經濟、社會甚至無法維持正常運轉。但是日本如果依靠鄰近的人口大國中國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可能是輕而易舉的事。
總之，通過以上分析使讀者清楚了解了：讓日本擺脫危機、從失敗的困境走出來的是中國，讓日本結束一個失敗的時代是中國，讓日本重新恢復信心的是中國，讓日本能夠順利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代的還是中國。如今的日本經濟對中國因素的依賴已經不是可有可無，而是足以左右其經濟出現重大轉變的關鍵因素。(商務部 / 作者：金柏松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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