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期的中國，貧富分異已經成為一個社會話題。在城市中，住房問題將這種差異表現得尤為明顯。我們梳理京城的這種現象，探尋的是這一現象的標本意義，在計劃經濟年代，居住空間是向權力傾斜，而到市場經濟年代，則涂上了資本的色彩。這種分異在權力和資本的共同推手下，已呈現出日益加劇的態勢。
“香港模式”所示范的一種貧富不混居，但共享公共空間的居住方式，或許是消融貧富分區給社會帶來負面影響的新路徑。
50年前，家住北京老城區平房的，難分貧富；20年前，若還住在城區老胡同里，很可能家境已經不濟了；到今天，如果你沒擁有一套近郊的商品房，那就是相對落伍者了
北京的貧富遷徙路線圖
4月1日，在北京當建筑設計師的黃元，終于買下了他的新房。應該說，是搶到了他的新房。想買房，已經想了好幾年了，但沒想到，到真正拍板買的時候，卻趕上了北京的房價正在猛漲。據北京市建委等部門聯合發布的數據，今年1～2月，北京商品住宅預售交易平均價格為6776元/平方米，同比上漲997元，漲幅為17.3%。到了4月份，北京四環以內已經基本沒有7000元以下的房子了。
黃元買的房子，位于靠近西四環的地方，價格為8200元，去年開盤時還是7000元。現在一套房子買下來整個要花近130萬元。黃元打算用20年時間來償還。今后，他每月都要向銀行交3000多元。
如果按今天社會學家的通常意義上的劃分，黃元應該可以劃到中產階層。在北京，能買得起商品房的人，對于還住在北京市舊城區里破舊平房里等待拆遷的低收入者來說，應該算是“富人”了，可是相對于住在香山腳下富人別墅區里的人們，他們也只能算“窮人”。
今年2月份，地產界的兩位老總任志強和潘石屹有過一場著名的關于“窮人區富人區”的爭論。任志強以他一貫的直率風格指出，“過去中國都是‘窮人區’，現在出現‘窮人區’和‘富人區’是很正常的。”對此，潘石屹反駁說，“我不贊成新城市的建設中分窮人區和富人區。”他舉例說，在開發建外SOHO時，嘗試讓整個區域和城市融合。而任志強又反駁說：“也許小潘認為建外SOHO是窮、富混住的區域，那么我所說的窮人就與小潘認為的窮人不是一回事。我所說的窮人是中國目前收入水平最低的30%的城市家庭(按國家統計局的分類)，這30%的低收入家庭，除因拆遷補償而進入商品房住宅區的之外，(能買商品房的)幾乎為零。”
50年代：貧富混居的老城風情
何京京是上世紀50年代出生在北京的。到了今天，她也在想：我究竟算是窮人，還是富人？
何京京還記得她在60年代在北京上小學時的情景。那時，她住在北京地安門。她家的院子，屬于一座舊王爺的府邸，解放后被政府改為科學院的宿舍大院。在她所住的那條街上，這樣的大院有不少，比如交通部的、外交部的。所有大院的孩子，和在胡同里居住的普通平民的孩子一樣，在一個學校、一間教室里上學。
那時，貧富的差別并不大，但卻有官民的差別。何京京記得，院里科學院副院長的家，房子是非常大的。
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上世紀的六七十年代。在文革十年中，北京城基本沒有蓋新房子。何京京明顯感覺到北京人口劇增給住房帶來的壓力，那就是，四合院中搭起了越來越多的小房子，搬進來越來越多的住戶。
文革結束后，北京市開始了一輪新房建設，最早的標志性的房子，是“前三門”。
80年代：舊胡同里留下了窮人
4月3日，任志強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的采訪時，向記者描述了這個過程：“1978年時，北京市的住房人均是低于3.6平方米，事實上就是房荒標準。1978年的啟動，基本以國有資產為主，國家財政撥款。統一建設，然后誰有錢誰買。那時都是單位買，買了后再進行分配。因為是財政撥款，就這么多錢，分配這么多面積，所以前三門的計劃標準是很低的。那時我們的層高是2米9，前三門的房子都沒有廳，鄧小平同志參觀完了后說，房子沒有廳是沒法用的。我們說，造價是控制的，沒有錢去做廳。小平就提出，把層高降下來。可以建一個4平米的廳。所以現在北京房子的層高，大部分是2米7。”
從這時開始，北京的各個單位，只要有一點辦法，都在蓋房。在《北京地產十五年》中，北京澳林房地產開發公司董事長楊建平這樣描述當時的情形：在1998年北京市停止福利分房之前，北京各大部委只要是自己院子里還有地，就都會搶著在取消福利分房政策前蓋房，并盡快分配給員工。有地、有資源的，房子會蓋得好一些，蓋出的房子相當于今天市場上的板樓，而土地、資源有限的，就只能湊合建一些塔樓了。
所以，在當時，能不能住上好房子，關鍵是看你進了一家什么單位。
1982年，當何京京一家搬到中關村的一棟科學院建的宿舍樓時，覺得那房子簡直是天堂。
何再沒有回過她在東四曾經住過的大雜院。她的一個鄰居回去過，回來說，那個院子，生活還是那個樣子，只是人都變老了——他們的子女，單位分了房都搬走了，院子里有錢的，有辦法的也都搬走了，“上樓”了，只剩下老人和沒錢的人。
何京京覺得，北京舊城區中的胡同平房，從那時開始，就變得越來越像“窮人區”了。
進入新世紀：花錢買套好房子
1998年，國務院發布了23號令，即《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北京福利分房制度是從這個時候，開始退出歷史舞臺的。任志強對本刊記者這樣回憶道：“1998年以前，北京市的個人購房，大概只占百分之十幾。1998年以后才大幅上升。北京是到2000年3月才最后徹底停止福利分房。我估計，2000年以前，北京的住房仍有50%的公款市場。2000年以后，私有購房一下子就上來了。”
何京京周圍的朋友們，也大都是從2000年開始陸續買房的。何京京曾問他的一位朋友：為什么你已經有了單位分配的一套住房，還要買房？是為保值嗎？
“不，我純粹是為了提高生活質量。”她的那位在媒體供職的朋友回答。
這時的商品房，不再受計劃經濟年代投入不足的所謂“標準”限制。“從2002年以后，富人區好房子開始出現。沒有福利分配以后，房子的個性化越來越突出，競爭使得戶型和設備越來越好。”任志強說。
究竟這幾年有多少人買了房搬到了近郊的商品房里，很難統計。因為北京存在大量的“人戶分離”，人走了，戶口卻沒有走。任志強估計，在西城區的80余萬城市居民中，大約遷出去了20余萬。
何京京看到，現在住在機關院老式樓房里的越來越多是租房子的外地人，和一堆一堆的老年人。
“有錢的人都買房搬走了”，何京京的愛人嘆道，“咱們這里快成了窮人區了”。(記者/黃艾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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